论文推荐 Vol. 14｜科学传播中的因果叙事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摘要

叙事是一种强大且普遍存在的传播形式，深刻影响着个体对世界的认知与信念。尽管叙事说服研究长期关注叙事如何影响态度与行为，但很少将话语心理学中讨论的结构性变量纳入考量。本研究尝试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检验新颖科学信息在叙事内部因果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来考察其说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与被放置在非因果位置的同一信息相比，位于叙事因果位置的信息更容易被接受。这一发现说明，叙事内部的因果性这一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嵌入叙事中的信息所产生的说服效果。由此，本研究指出了叙事说服研究中一个此前长期被忽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异来源。

叙事说服

叙事说服研究关注的是，以叙事形式呈现的话语中所包含的信息如何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这一过程通常还会与非叙事话语的效果进行比较。尽管不同研究对“叙事”的操作性界定并不一致（Winterbottom, Bekker, Conner, & Mooney, 2008），但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具有相似特征，即在受众接触相关叙事之后，测量其信念、态度或行为意图的变化。对当前叙事说服研究的整体考察表明，该领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研究路径，分别对应不同的研究问题取向。

第一类研究旨在衡量叙事说服的整体有效性，通常通过将叙事话语与非叙事话语进行比较来实现，后者多以统计性或说明性信息作为对照。这类比较研究通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同一条说服性信息，采用叙事形式呈现是否比采用非叙事形式更具说服力。目前，这一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健康与风险相关议题上（Baesler & Burgoon, 1994; Braverman, 2008; Brosius & Bathelt, 1994; de Wit, Das, & Vet, 2008; Durkin & Wakefield, 2008; Mazor et al., 2007; Slater, Buller, Waters, Archibeque, & LeBlanc, 2003; Whittier, Kennedy, St. Lawrence, Seeley, & Beck, 2005; Wise, Han, Shaw, McTavish, & Gustafson, 2008）。

第二类研究则试图解释叙事说服效果差异的来源，重点关注不同调节变量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叙事的虚构性（Green, Garst, Brock, & Chung, 2006）、受众对叙事真实程度的感知（Busselle & Greenberg, 2000; Wheeler et al., 1999），以及个体对叙事世界的沉浸程度（Green & Brock, 2000; Green, Brock, & Kaufman, 2004）。尽管第一类研究中也有部分工作考察了调节效应，但第二类研究通常并不引入非叙事话语作为对照，而是聚焦于比较具有不同调节特征的叙事之间的说服效果差异（Appel & Richter, 2007; Guttman, Gesser-Edelsburg, & Israelashvili, 2008; Marsh, Meade, & Roediger, 2003; Slater, Rouner, & Long, 2006）。

总体而言，叙事说服研究的结果普遍表明，叙事具有改变态度与行为的潜在优势。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叙事能够提供情绪化的体验，从而增强个体的投入感或与角色的认同（Green et al., 2004; Moyer-Guse, 2008）；叙事有助于降低受众建构反驳论点的能力（Busselle & Bilandzic, 2008; Green, 2006; Kreuter et al., 2007）；同时，相较于基于论证的信息，叙事内容也更容易被整合进记忆之中（Schank & Abelson, 1995; Schank & Berman, 2002）。此外，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常见观点，包括：随着个体对叙事世界沉浸程度的提升，说服效果可能随之增强（Green, 2006; Green & Brock, 2000）；说服效果可能与叙事的感知真实程度存在关联（Busselle & Bilandzic, 2008; Busselle & Greenberg, 2000; Wheeler et al., 1999）；以及当叙事的说服意图变得显性时，说服效果可能下降（Slater & Rouner, 2002）。

然而，现有研究同样呈现出大量不一致的发现，表明叙事话语对说服的影响机制仍远未被充分理解。在不少研究中，叙事未能产生显著的说服效果（Slater et al., 2003; Slater et al., 2006; Yoder, Hornik, & Chirwa, 1996），从而导致传播实践中关于何时以及是否应使用叙事的建议相互矛盾。对叙事说服效果不足的解释，往往被归因于叙事本身缺乏某种笼统的“质量”（Green & Brock, 2000; Kreuter et al., 2007; Moyer-Guse, 2008; Slater et al., 2006）。一项近期针对第一类研究的叙事说服元分析发现，在约三分之二的研究中，叙事未能对个体决策产生影响，作者据此建议，在伦理相关情境中应避免使用叙事，直到对叙事如何影响信念的机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Winterbottom et al., 2008）。

正是在这些不一致结果的背景下，研究者开始呼吁对叙事效应展开更加细致和条件化的研究（Davin, 2003），或主张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在何种条件和特征下叙事更可能产生说服效果（Kreuter et al., 2007）。近年来，一些新的理论模型被提出，引入了更多可能影响叙事效果的变量，重点关注感知真实程度（Busselle & Bilandzic, 2008）、叙事质量（Kreuter et al., 2007）以及克服受众心理抗拒的机制（Moyer-Guse, 2008）。然而，在话语心理学领域中，仍然存在大量关于叙事的认知和结构性变量，鲜少被系统纳入叙事说服的实证研究之中。对这些概念加以检视或引入，或将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理解叙事的说服作用及其机制。

话语心理学

话语心理学领域关注的是信息如何在个体头脑中被表征和加工。该领域的许多研究以叙事为核心，探讨影响叙事理解的各种内部变量（Graesser, Olde, & Klettke, 2002; van den Broek & Gustafson, 1999; Zwaan, Langston, & Graesser, 1995）。在叙事理解过程中，一些被认为尤为重要的构念包括描述类型（Morrow, Bower, & Greenspan, 1989）、内部行动（Zwaan et al., 1995）、角色目标（Egidi & Gerrig, 2006），以及与其他陈述之间的连接数量（Trabasso & Sperry, 1985）。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关键构念是因果性，它通常被界定为由一系列因果关系将不同陈述连接起来的结构（Trabasso & Sperry, 1985）。

对因果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因果网络模型的影响（Trabasso & Sperry, 1985）。该模型认为，因果关系是将叙事各要素黏合在一起的“粘合剂”（Magliano, 1999），因此也成为后续许多话语心理学模型的重要理论基础（Magliano, 1999; van den Broek & Gustafson, 1999）。在采用因果网络模型的研究中，因果关系通常通过“必要性”这一逻辑标准来识别（Mackie, 1980）：如果在叙事中缺少要素“A”，要素“B”就无法发生，那么“A”便被视为与“B”存在因果关联。早期研究多使用篇幅仅有数百字的短叙事，并以叙事中的每一个分句作为因果识别的分析单位。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采用篇幅可达一万字左右的长篇叙事，并将因果识别的分析单位扩展至“事件”层面（Britt, Perfetti, Sandak, & Rouet, 1999）。无论分析单位的规模如何，这些因果关系都可以在实证研究中与非因果关系进行比较，从而检验其在相关因变量上的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因果性在叙事理解中具有广泛而显著的影响。与同一叙事中的非因果信息相比，因果信息更容易被回忆起，并且往往被评定为对叙事更为重要（Bower & Morrow, 1990; Kintsch, 1998; Trabasso & Sperry, 1985）。叙事的因果结构还会影响个体如何加工叙事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Sundermeier, van den Broek, & Zwaan, 2005）。在推理过程中，用于提供因果解释的推论出现得更为频繁，相较之下，用于预测未来事件或追踪空间位置的推论则较少（Graesser et al., 2002; Graesser, Singer, & Trabasso, 1994; Kintsch, 1998）。此外，与因果前因相连的句子，也比其他类型的句子更容易被保留在记忆中（Fletcher & Bloom, 1988; Fletcher, Hummel, & Marsolek, 1990; Kintsch, 1998）。正因为因果性还会影响其他话语层面的构念，它常被视为预测叙事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van den Broek, Lorch, & Thurlow, 1996）。

尽管理解与说服之间关系密切，叙事因果结构在叙事说服中的结构性作用却尚未得到系统探讨。进一步而言，由于内部的因果结构是所有叙事的内在属性，这种作用一旦得到证实，可能对整个叙事说服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深入理解因果性在叙事说服中的角色，或有助于解释当前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一致结果，并为叙事说服研究者所呼吁的更为细致和条件化的效应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描述

本研究考察叙事信息的说服效果是否取决于其在叙事因果结构中的位置。研究重点放在对新信息的接受，而非试图改变个体已经牢固持有的信念，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改变既有信念往往涉及大量调节变量（O’Keefe, 2002），在引入这些额外复杂性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因果结构本身的“纯粹效应”。第二，既有研究表明，相比于改变既有认知，叙事在促进新信息被接受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效果（Prentice et al., 1997; Slater, 1990），因此，在这一探索性研究中，聚焦新信息有助于最大化潜在效应量。

本研究以科学传播作为研究情境。在科学传播研究中，信息接受程度是一个常见的因变量，尤其是在风险与健康等领域（Dillard, Plotnick, Godbold, Freimuth, & Edgar, 1996; Witte & Allen, 2000），因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与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取向具有较高契合度。此外，科学传播研究通常将媒体报道数量（Southwell & Torres, 2006）或内容是否出现（Dudo, Dahlstrom, & Brossard, 2007）作为关键变量，却较少关注信息的结构或呈现方式。因此，本研究也有助于补充一小部分关注这些因素的科学传播研究文献（Yaros, 2006）。

研究设计借鉴了以信念为基础的叙事说服研究，这类研究通常通过在叙事中嵌入断言，并在受众接触叙事之后测量其对这些断言真实性的感知（Appel & Richter, 2007; Marsh et al., 200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操控叙事中的因果结构，通过在同一叙事中、基于叙事因果结构的不同位置插入断言来实现因果性的操控。具体而言，本研究设置了三种条件：断言被放置在叙事中的因果位置；断言被放置在叙事中的非因果位置；以及断言不被插入叙事，作为控制条件。

为确保本研究中因果性的操作化方式与话语心理学经典模型研究保持一致，研究将引入回忆测量作为操控检验。鉴于既有研究发现，因果信息相比非因果信息更容易被回忆（Trabasso & Sperry, 1985），本研究的假设一和假设二将这一发现扩展至嵌入叙事中的断言。

H1: 被放置在叙事中的断言相比未被纳入叙事的控制断言，将更容易被回忆。

H2: 被放置在叙事因果位置的断言，将比放置在非因果位置的断言更容易被回忆。

由于叙事说服研究通常发现，被嵌入叙事的信息在信息接受上具有优势，而这一结论往往并未区分信息在叙事中的具体位置（Appel, 2008; Appel & Richter, 2007; Green & Brock, 2000; Marsh et al., 2003），因此这些发现可能反映的是跨不同因果位置的平均效应。换言之，仅仅在叙事中提及某一信息，可能就会使其相较于未出现在叙事中的信息显得更为真实。基于此，

H3: 被嵌入叙事中的断言，在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感知上将高于未出现在叙事中的控制断言。

围绕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接下来的两个假设检验一个尚未得到验证的前提，即叙事中不同的因果位置是否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真实性感知。由于参与者对断言的客观真实性缺乏充分的先验知识，回忆差异可能在真实性判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权重。因果位置上更高的回忆水平，可能意味着相关信息被更深度地整合进记忆之中，从而在主观上提升其真实性感知。这一推理指向回忆在因果位置与真实性感知之间可能发挥中介作用。假设四将因果性的重要性从叙事理解领域扩展至叙事说服领域，假设五则用于检验回忆这一中介机制。具体而言，

H4: 放置在叙事因果位置的断言，在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感知上将高于放置在非因果位置的断言；

H5: 回忆将在因果位置与真实性感知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最后，叙事说服研究中讨论最为充分的调节变量之一是“沉浸感”，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在心理上投入到叙事世界之中（Green & Brock, 2000）。尽管既有研究通常发现，更高的沉浸感与更强的叙事说服效果相关，但沉浸感是否会调节叙事中不同因果位置之间的差异，仍有待检验。同样，沉浸感是否会显著调节回忆效果，也尚未得到系统考察。因此，本研究以研究问题的形式提出对沉浸感潜在调节作用的探讨。

RQ1：沉浸感是否会显著调节因果位置与回忆之间的差异？

RQ2：沉浸感是否会显著调节因果位置与感知真实性之间的差异？

数据和方法

研究对象。本研究共招募56名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型大学的本科生作为被试，平均年龄为19.53岁（SD = 0.72），其中56%为女性。参与者以课程额外学分作为补偿。实验于2007年11月的两周内，通过在线实验方式完成。研究设计与流程。研究采用三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通过操控断言在叙事中的位置来检验因果结构的作用。断言分别被放置在叙事的因果位置、非因果位置，或不出现在叙事中作为控制条件。被试通过电子邮件获得实验链接，并被随机分配阅读三个版本之一的叙事文本。阅读完成后，先填写个体差异与人口统计学问卷，随后完成关于断言回忆与真实性感知的测量。个体差异与人口统计问题被置于回忆测量之前，作为分心任务，以降低近因效应对回忆结果的影响。

刺激材料。刺激材料为一篇可嵌入断言的叙事文本，其设计遵循三项原则：第一，叙事结构中需包含多个可插入断言的位置，且同时涵盖因果位置与非因果位置，以实现信息位置的操控；第二，叙事主题需避免争议性内容，以尽量隔离因果结构的“纯粹效应”；第三，叙事需尽量掩盖说服意图，因为说服意图一旦变得显性，叙事说服效果可能显著下降（Slater & Rouner, 2002）。基于上述考虑，研究采用了一则关于一群缺乏经验的海盗寻找宝藏的幻想故事作为叙事背景。通过“随身笔记本”这一设定，使断言能够在不破坏叙事逻辑的前提下自然嵌入文本。因果位置设置在会影响后续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非因果位置则位于仅起描述或对话作用、对后续情节无影响的部分。最终叙事共包含18条断言，分别对应三种条件。

自变量。自变量为断言在叙事中的因果位置，分为三类：放置在因果位置、放置在非因果位置，以及未出现在叙事中。为控制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并避免断言本身在可记忆性或可信度上的差异造成混淆，研究构建了三个版本的叙事文本，使每一条断言在不同版本中轮流处于三种位置。

因变量。因变量包括断言回忆与真实性感知。回忆通过线索回忆任务测量，被试根据提示回忆完整断言内容，回答由编码员判定正误，并具有较高的信度。真实性感知通过七点量表测量，被试评估每条断言在现实世界中为真的可能性，数值越高表示感知真实性越强。

调节变量。研究测量了叙事沉浸感作为潜在调节变量，采用标准的12题沉浸量表（Green & Brock, 2000）。此外，还测量了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性，但这两个变量未对研究关注的问题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未纳入后续分析。

结果

假设一预测，被嵌入叙事中的断言相比未出现在叙事中的控制断言更容易被回忆；假设二预测，放置在叙事因果位置的断言将比放置在非因果位置的断言更容易被回忆。三种信息放置条件下的断言回忆水平在被试内总体检验中呈现显著差异，F(2, 110) = 94.32, p < .01, ηp² = 0.63，这一结果表明可以在不担心第一类错误膨胀的情况下，对具体对比进行进一步检验（α = .05）。如图1所示，因果位置断言的回忆均值（M = 0.46, SD = 0.32）显著高于非因果位置断言（M = 0.29, SD = 0.22；F(1, 55) = 31.90, p < .01, ηp² = 0.37）。同时，无论是因果位置还是非因果位置的断言，其回忆水平均显著高于未出现在叙事中的控制断言（M < 0.01, SD = 0.04；F(1, 55) = 123.02, p < .01, ηp² = 0.69；F(1, 55) = 92.45, p < .01, ηp² = 0.62）。因此，假设一和假设二均得到支持。

假设三预测，被嵌入叙事中的断言将被认为比未出现在叙事中的控制断言更真实；假设四预测，放置在因果位置的断言将比放置在非因果位置的断言被感知为更真实。对三种信息放置条件下断言真实性感知的被试内总体检验同样显著，F(2, 102) = 10.37, p < .01, ηp² = 0.17，从而支持进一步进行具体对比分析。如图2所示，因果位置断言的真实性感知均值（M = 5.26, SD = 1.12）显著高于非因果位置断言（M = 4.93, SD = 0.97；F(1, 51) = 4.88, p = .03, ηp² = 0.09）。此外，无论是因果位置还是非因果位置的断言，其真实性感知均显著高于未出现在叙事中的控制断言（M = 4.53, SD = 0.83；F(1, 51) = 15.69, p < .01, ηp² = 0.24；F(1, 51) = 7.15, p = .01, ηp² = 0.12）。因此，假设三和假设四同样得到支持。

假设五预测，回忆将在因果位置与真实性感知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根据被试内中介分析的标准（Judd, Kenny, & McClelland, 2001），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自变量需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均产生方向一致的显著效应，这一点已由前述假设检验得到满足。其次，中介变量需能够显著预测因变量。按照 Judd 等人（2001）的建议，研究构建了两组回归差异对比：第一组比较控制条件与合并后的实验条件，第二组比较两种实验条件之间的差异。然而，回忆在这两种对比中均未能显著预测真实性感知（t(48) = 1.64, p = .10；t(49) = 1.42, p = .16）。因此，未发现显著的中介效应，假设五未得到支持。

研究问题一和研究问题二进一步考察了叙事沉浸感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由于沉浸感为连续变量，研究分别计算了回忆和真实性感知的差异得分，并将沉浸感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结果表明，沉浸感未显著调节因果位置与回忆之间的差异，F(2, 50) = 2.00, p = .15, ηp² = 0.07，也未显著调节因果位置与真实性感知之间的差异，F(2, 46) = 0.44, p = .65, ηp² = 0.02。

讨论

本研究旨在检验将话语心理学中的“因果叙事结构”这一构念引入叙事说服研究框架的理论价值。具体而言，研究通过操控新的科学断言在叙事因果结构中的放置位置，考察这些断言在不同条件下所获得的信息接受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与被放置在非因果位置的同一断言相比，位于叙事因果位置的断言更容易被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是真实的。此外，无论断言被放置在因果位置还是非因果位置，其真实性感知均显著高于未出现在叙事中的控制断言。这一结果表明，仅仅将信息纳入叙事本身，就会提升其被感知为真实的程度，这一点与既有大量叙事说服研究的结论一致。然而，在同一叙事内部，不同因果位置之间所呈现出的说服效果差异，则进一步表明，话语心理学中所讨论的叙事内部因果结构，可能构成一个长期被忽视、却普遍存在的重要变异来源，有助于解释叙事说服效果的复杂性。

研究结果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启示。第一，信息在叙事中的因果位置会影响其说服力，这是一个此前在叙事说服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变异来源。未来研究应在控制因果位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既有的叙事说服发现，以更好地解释此前结果中的不一致性。例如，健康传播领域中部分叙事研究结果的分歧，可能正是由于关键信息被分散嵌入在不同的因果与非因果位置所致。实验研究在这一点上尤为脆弱，因为在实验设计中，操控非因果信息往往比操控因果信息对整体叙事结构的破坏更小，因此更为常见。这可能导致大量研究结论主要基于非因果位置的信息，从而低估了叙事在更广泛人群中的真实影响效应。

第二个重要启示在于，本研究支持将话语心理学中讨论的认知与结构性叙事变量引入叙事说服研究之中。本文仅选取了因果性这一构念并发现了显著效应，但在话语心理学中仍存在大量尚未被用于检验叙事说服的内部变量。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识别并检验这些变量，以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叙事说服理论模型。叙事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但又高度复杂的传播形式，始终在人们理解世界和回应世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对叙事内部结构变量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把握叙事说服所蕴含的微妙机制。

原文信息

文献来源：Dahlstrom, M. F. (2010). The role of causality in information acceptance in narratives: An example from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6), 857-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