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荐 Vol. 17｜因果叙事在叙事说服中的调节作用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概要

在之前一篇推送中，我们介绍了 Dahlstrom 在 2010 年发表在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上讨论因果性在信息接收中的作用的研究。本文是 Dahlstrom 在这一研究上的进一步深入，讨论「叙事因果性」在叙事说服中的作用，从而更加具体地考察叙事内部的结构性因素对叙事说服效果的影响。

叙事说服与叙事因果性

叙事说服主要考察叙事性传播如何影响人们对于现实世界议题的态度与看法。这类传播通常以虚构故事的形式出现，并往往以娱乐消费为主要接受场景。为解释叙事为何能够产生说服效果，学界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包括“沉浸—意象模型”（transportation-imagery model；Green & Brock, 2000）、“扩展式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xtended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Slater & Rouner, 2002）以及“娱乐克服抵抗模型”（entertainment overcoming resistance model；Moyer-Guse, 2008）。这些模型普遍认为，受众对叙事的沉浸，即其对故事的投入和卷入，以及其对角色的认同，都会通过减少反驳意见的生成、降低对信息的审查程度，以及抑制心理反抗，从而增强叙事的说服效果。

然而，某一具体叙事究竟有多强的说服力，以及它会朝着何种方向发挥影响，一直都很难预测。研究发现，一旦读者意识到叙事背后存在明确的说服意图，叙事说服的影响力便会大幅减弱（Moyer-Guse, 2008）。与此同时，许多叙事说服研究所关注的因素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变量，这虽然有助于解释说服过程，却无法为传播实践提供足够具体的指导，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创作特定叙事，以更有效地激活这些心理状态（O’Keefe, 2003）。正因如此，学界多次呼吁应对叙事说服形成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理解（Davin, 2003; Kreuter, et al., 2007; Winterbottom, et al., 2008）。

叙事因果性（narrative causality）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用以解释叙事说服研究中部分难以一致说明的现象（Dahlstrom, 2010）。这一概念建立在话语心理学中关于“心理模型”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关研究关注人类心智如何理解叙事文本（Fletcher, Hummel, & Marsolek, 1990; Trabasso & Sperry, 1985）。所谓叙事因果性，指的是某一信息在叙事中相对于其底层因果结构所处的位置。若某项内容是后续叙事事件的直接原因，那么这项信息就被称为“因果性信息”；相反，若某项内容对叙事事件没有直接影响，即便将其移除也不会破坏整个故事线，那么它就属于“非因果性信息”（Dahlstrom, 2010）。从定义上说，所有叙事都包含一条因果链；但在任何一个具体叙事中，因果性信息与非因果性信息所占的比例，则取决于这一叙事是如何被创作并讲述出来的。

在单个叙事的具体结构中，这些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的信息区域被称为不同的“位置”（locations），因为信息内容本身并不天然取决于它被归类为因果性还是非因果性。换言之，同一句话在不同叙事结构中，既可能发挥因果作用，也可能不发挥因果作用。例如，“经常洗手是阻止疾病传播的最佳方法”这句话，如果在故事中促使某个角色据此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因此避免感染疾病，那么它就构成了一条因果性陈述。相反，如果角色只是听到或说出了这句话，但这句话并未导致相关角色未来行为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它就只是一条非因果性陈述。

研究发现，当某项信息被置入叙事中的因果性位置时，相较于被置入同一叙事中的非因果性位置，受众会认为这项信息在现实世界中更有可能是真实的（Dahlstrom, 2010）。这种“叙事因果性效应”似乎源于因果关系在叙事理解中的内在重要性（Dahlstrom, 2012; Magliano, 1999; Trabasso & Sperry, 1985）。由于因果—结果结构是一切叙事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有学者认为，叙事因果性的作用很可能会与叙事说服中的其他变量发生交互，从而提供一种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变异来源，并有望提升叙事说服研究的预测力（Dahlstrom, 2010）。同样，这种关系也可能为传播实践者提供一种信息层面的启示，即如何利用特定叙事的因果结构，更有效地服务于自身的说服目标。本研究的目的，正是通过考察叙事因果性与另一个相关变量——感知现实性（perceived realism）——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关系，来探索这种解释路径的实际价值。

感知现实性

感知现实性（perceived realism）是指叙事与现实世界之间被感知到的相似程度。一般认为，越具有现实感的叙事，理应比现实感较弱的叙事更具说服力（Busselle & Greenberg, 2000）。然而，如何界定这里的“相似性”一直存在较大模糊性，因此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批评这一概念定义不清，并主张应将感知现实性理解为一个多维概念（Potter, 1986）。

正因为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感知现实性在既有研究中常常以多种不同术语和操作化方式出现。例如，有时感知现实性被界定为受众对叙事“虚构性”的感知，也就是将叙事看作虚构还是非虚构。这种“虚构性”构念已经历多次检验，但结果表明，它似乎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叙事说服（Green & Brock, 2000; Green, Garst, Brock, & Chung, 2006）。类似地，叙事的熟悉性——即叙事内容与受众既有知识之间的重叠程度——也曾被视为感知现实性的一种定义，但其对叙事说服的影响同样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Prentice, et al., 1997; Wheeler, et al., 1999）。Busselle 和 Greenberg（2000）对这些不同的感知现实性概念化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批评，并指出，这种概念和测量上的不一致，可能会阻碍该构念未来的研究发展。

尽管感知现实性的定义较为薄弱、测量方式也并不一致，但学界之所以持续关注这一变量，本身就说明研究者普遍相信：叙事的现实性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说服效果。针对上述批评，较新的感知现实性模型尝试借助“心理模型”路径加以回应，并将感知现实性区分为三个维度：虚构性（fictionality）、外部现实性（external realism）和叙事现实性（narrative realism）（Busselle & Bilandzic, 2008）。

其中，虚构性维度与既有文献中的界定基本一致，主要指受众将某一叙事视为虚构或非虚构的程度。外部现实性则是指叙事世界中的各种要素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似程度。高外部现实性的例子可以包括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合理可见的场景，如客厅、森林、纽约市；也可以包括某些行动，如开车、缴税、梳头；还可以包括某些人物类型，如邮递员、家长或学术研究者。换言之，这些设置、行为和角色在叙事之外的现实世界中同样是可以观察到的。与之相对，叙事现实性并不强调叙事内容与现实世界是否相似，而强调叙事内部是否符合该叙事自身所设定的规则和逻辑。比如，一个“由多种外星种族构成的角色，在一座漂浮城市中与巨型昆虫作战”的故事，显然几乎不具备外部现实性；但如果该故事中的场景、行动与角色都与这个叙事世界自身建立的规则保持一致，那么它仍然可能具备较高的叙事现实性（Busselle & Bilandzic, 2008）。此外，虚构性仍然可以与外部现实性彼此独立地变化。也就是说，一部虚构叙事完全可能描写在外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或事件；反过来，一部非虚构的历史叙事，也可能因为与现实情况不再相符，而失去外部现实性的有效性。

这个模型之所以与本研究密切相关，是因为它同样建立在“心理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上，而这与叙事因果性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许多早期关于感知现实性的概念，主要是围绕电视媒介而提出的；相比之下，这一模型面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因此具有更强的普适性。

研究假设和问题

本研究旨在考察：叙事因果性是否构成一种具有实质意义、但长期被忽视的异质性来源，从而提升叙事说服的可预测性。作为一个既有研究中已被关注、且与之相关的变量，感知现实性可以被用来检验这种交互关系是否具有解释价值。

为探讨这一问题，研究将科学传播作为具体情境，尤其聚焦于受众对环境类断言的接受。长期以来，环境传播一直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因为它典型体现了科学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Ader, 1995; Besley & Shanahan, 2004; Boykoff & Boykoff, 2004; Corbett & Durfee, 2004; Griffin & Dunwoody, 1997）。总体而言，现有文献认为，叙事能够影响人们的环境信念；而环境议题与许多其他科学议题一样，尤其容易受到媒介影响，因为个体往往缺乏足够的直接经验来形成自身判断。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媒体（Ader, 1995; Shanahan & McComas, 1999）或公共意见领袖（Nisbet & Kotcher, 2009）。正因为环境信念对媒介传播具有较强敏感性，它为检验本文所关心的更一般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效应可能较为显著的研究场景。

本研究的设计延续了基于信念的叙事说服研究方法，即将若干断言嵌入到叙事之中，并在受众接触叙事之后测量他们对这些断言真实性的感知（Appel & Richter, 2007; Marsh, et al., 2003）。第一个研究假设旨在复制“叙事因果性效应”：即当断言被放置在叙事的因果性位置时，受众对其接受程度会高于同一断言被放置在非因果性位置时的接受程度。

H1：嵌入叙事因果性位置中的断言，相较于嵌入同一叙事非因果性位置中的相同断言，将被受众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更为真实。

另一个主要效应考察的是感知现实性对信息接受的影响。在 Busselle 和 Bilandzic 的模型中，三个感知现实性维度中的第一个——虚构性——在既有文献中已得到较多讨论，但其影响相对有限（Green,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其余两个维度，即外部现实性与叙事现实性。由于目前较少有研究直接比较这两个维度的效应差异，本研究将以研究问题的形式加以考察。

RQ1：外部现实性与叙事现实性这两个维度，如何影响受众对叙事中信息的接受？

本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则是叙事因果性与感知现实性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如果这一交互作用成立，就意味着叙事因果性确实能够解释当前叙事说服研究中一部分具有意义但尚未被充分注意的变异。由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方向性预期可供提出假设，因此这一问题同样以研究问题的形式展开。

RQ2：叙事中信息的因果性位置，与外部现实性和叙事现实性之间将如何交互作用，并共同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

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了275名本科生参与实验。参与者通过获得课程额外学分作为报酬。样本平均年龄为19.91岁（SD = 1.73），其中女性约占72%。

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采用混合实验设计：一方面，将“断言在叙事中的位置”设为被试内因素，包括三种条件——因果性位置、非因果性位置和未出现的控制位置；另一方面，将“外部现实性”和“叙事现实性”设为被试间因素，二者分别分为高、低两个水平，从而构成2（外部现实性：高/低）×2（叙事现实性：高/低）的实验框架。参与者首先被告知，他们将参加一项关于媒体如何呈现信息的研究。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被试，并向其发送在线实验链接。被试先完成个体差异与基本人口学信息的填写，随后被随机分配阅读12个实验叙事文本中的一个，最后再回答一组用于测量相关变量的问题。

实验刺激材料是一篇以娱乐性短篇小说形式呈现的虚构叙事，这种形式与既有关于相关变量的研究保持一致。研究者首先构造了一组断言，并设计了一个可以操控这些断言在叙事中所处位置的“模板叙事”。这些断言均为错误的、反环境保护的陈述。例如，“整夜不关电脑比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更节省能源”以及“城市和农业用地目前占全部可利用土地面积不足15%”。之所以采用虚假的环境断言，是为了尽可能确保受众的接受程度来自实验刺激本身，而非既有环境知识的强化。研究中还额外加入了4条支持环境保护的断言，用来弱化文本中潜在的说服意图，避免读者察觉这是一篇整体上偏向“反环保”的叙事，因为既有研究表明，一旦说服意图变得明显，叙事说服的效果就会下降（Moyer-Guse & Nabi, 2010）。这4条支持环保的断言并未被操控，也未进入正式分析。

叙事模板本身讲述的是一个科学中心员工Lucas与附近一家博物馆竞争“地球日”展览访客的故事。Lucas负责设计展览，但他过于重视艺术表现，而忽视了科学准确性。他的竞争对手则不断通过发放环保知识传单来指出这些错误，并借此将观众吸引到自己的博物馆。Lucas多次因环保知识错误而受到主管批评，最终接受了准确性的重要性，并决心在未来展览中改进自己的表现。研究者选择“博物馆”这样相对中性的场景，而不是更具争议性的环保议题场景，以更好隐藏说服意图；同时，Lucas与竞争者之间的冲突，也使环境断言能够自然嵌入叙事逻辑之中，而不会显得是在直接说教。

在自变量操作上，外部现实性和叙事现实性是两个被试间因素。外部现实性通过改变故事中的人物与场景来操控：高外部现实性版本保留了原始模板中的现实设定，例如大学实习生Lucas在都市科学博物馆筹办地球日展览；低外部现实性版本则将人物改为会说话的动物，使整个故事具有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幻想性质。叙事现实性则通过改变角色行为与描述的一致性来操控：高叙事现实性版本保留了角色行为和描述上的连贯性，例如成功时高兴、失败时沮丧；低叙事现实性版本则故意削弱这种一致性，例如角色在成功时表现出难过，在失败时反而感到轻松，或者次要角色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突然从男性变为女性。研究者特别注意始终将刺激材料标明为“虚构短篇故事”，并在测试信息真实性之前再次强调其虚构性质，以避免额外引入“虚构性”这一维度所造成的混淆。

“因果性位置”这一变量则通过调整断言在叙事中的嵌入位置来实现。因果性位置指那些位于叙事主因果链上的事件节点，这些节点会推动后续情节发展；非因果性位置则指那些脱离主要因果链、不会对后续事件造成影响的陈述；而“未出现”则构成控制条件，即该断言在该版本文本中根本没有出现。研究者在模板叙事中设置了4个因果性插槽和4个非因果性插槽，以便将不同断言逻辑地填入其中。为了控制具体断言本身在可记忆性或可信度上的差异，每个故事又设计出三个轮换版本，使每条断言都能够在因果性位置、非因果性位置和缺失控制位置上各出现一次。最终，四种感知现实性条件下各有三种轮换版本，因此共形成12篇实验文本。各文本长度相近，字数大致在3015至3060词之间。

因变量是“感知真实性”。研究通过7点量表测量参与者认为每条断言在现实世界中为真的可能性，选项从“绝对错误”到“绝对正确”。编码后，数值越大代表感知真实性越高（M = 4.20, SD = 0.94）。研究发现，在四种感知现实性处理条件下，同一条件内部三个轮换版本之间的平均感知真实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后续分析中将这些轮换版本合并处理。每位参与者在三类位置条件下的感知真实性得分，均由其所接触到的4条对应断言的平均值计算而成。

此外，研究还进行了操控检验，以确认对外部现实性和叙事现实性的操控是否成功。外部现实性的检验量表主要依据 Busselle and Bilandzic（2008）以及 Busselle and Greenberg（2000）的理论描述编制，要求参与者评价故事整体、事件、场景、角色及角色行为在现实中的“可能性”和“典型性”。叙事现实性的检验则结合了 Busselle and Bilandzic（2009）的既有量表项目，并加入若干关于故事事件、角色与虚构设定是否彼此契合的问题。结果表明，两项操控都达到了预期效果：高外部现实性版本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外部现实性感知，而高叙事现实性版本也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叙事现实性感知，且两种操控之间没有明显相互混淆。

结果

第一个研究假设预测，嵌入叙事因果性位置中的断言，会比嵌入非因果性位置中的断言被认为更真实。结果显示，在叙事因果性的三个被试内条件之间，断言感知真实性的总体差异显著，F(2, 512) = 55.51, p < .01, ηp2 = 0.18。具体来看，位于因果性位置的断言，其感知真实性均值（M = 4.67, SD = 1.49）显著高于位于非因果性位置的断言（M = 4.28, SD = 1.28），F(1, 256) = 20.94, p < .01, ηp2 = 0.08。与此同时，无论是因果性位置还是非因果性位置中的断言，其感知真实性都显著高于那些根本未在叙事中出现的控制组断言（M = 3.69, SD = 1.06），对应结果分别为 F(1, 256) = 88.26, p < .01, ηp2 = 0.26，以及 F(1, 256) = 43.44, p < .01, ηp2 = 0.15。因此，假设1（H1）得到支持。

第一个研究问题考察的是感知现实性对断言感知真实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外部现实性的主效应，F(1, 253) = 2.80, p = .10, ηp2 = 0.01，还是叙事现实性的主效应，F(1, 253) = 0.46, p = .50, ηp2 < 0.01，都未对断言整体的感知真实性产生显著影响。两者之间的交互项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F(1, 253) = 0.01, p = .91, ηp2 < 0.01。

第二个研究问题考察的是感知现实性与叙事因果性对断言感知真实性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外部现实性与叙事因果性三个被试内水平之间的总体交互效应显著，F(2, 252) = 3.12, p = .05, ηp2 = 0.02。如图1所示，在高外部现实性条件下，因果性位置断言的感知真实性均值（M = 4.93, SD = 1.39）显著高于低外部现实性条件下因果性位置断言的感知真实性（M = 4.45, SD = 1.54），F(1, 266) = 7.04, p < .01, ηp2 = 0.03。相比之下，在不同外部现实性条件之间，非因果性位置断言的感知真实性并无显著差异，F(1, 261) = 0.07, p = .80, ηp2 < 0.01；控制组断言的感知真实性也无显著差异，F(1, 262) = 0.33, p = .56, ηp2 < 0.01。

因此，对于研究问题2（RQ2），数据表明：被放置在因果性位置上的断言，其接受程度会受到外部现实性感知的影响；而其他位置上的断言则不存在这种调节依赖。与外部现实性不同，叙事现实性与叙事因果性对断言感知真实性的交互效应并未达到显著水平，F(2, 252) = 0.56, p = .57, ηp2 < 0.01。这一结果支持了外部现实性与叙事现实性这两个维度之间确实存在有意义差异的判断。与之相关的三重交互效应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F(2, 252) = 1.07, p = .35, ηp2 < 0.01。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叙事因果性是否会与叙事说服中既有的重要变量发生交互作用，并进而成为一类尚未被充分开发的解释来源，以提升叙事说服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解释力。以感知现实性作为这一既有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叙事因果性确实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调节外部现实性的影响。若未来的叙事说服研究能够将这一变异来源纳入考虑，或许有助于解释该领域中一些长期存在的不一致现象。

具体来说，外部现实性更强的叙事，会带来更高的信息接受度，但这一效果只发生在那些会对后续叙事事件产生因果影响的信息上。换言之，外部现实性的作用并不是覆盖叙事中的全部信息，而只适用于其中一部分内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本研究没有发现外部现实性对信息接受的总体主效应：如果不区分信息所处的因果位置，而将所有信息混合在一起考察，那么这种效应就会被削弱到难以在本研究的统计条件下被检测出来。与此同时，最受外部现实性影响的恰恰是因果性信息，这也与“叙事因果性效应”的理论预期相吻合。既有研究认为，叙事中的因果性陈述在理解和影响过程中具有更高的重要性（Dahlstrom, 2010, 2012），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因果性信息与非因果性信息之间确实存在类别上的差异。

与外部现实性不同，叙事现实性这一维度并未表现出与叙事因果性的显著交互作用。这一结果一方面支持了 Busselle and Bilandzic（2008）关于感知现实性不同维度应加以区分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提示，至少按照本研究的操控方式来看，叙事的“质量”或“连贯性”对于信息接受的作用，可能并不像叙事内容本身的安排那样重要。不过，这里也需要指出，本研究中高、低叙事现实性条件之间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感知差异本身相对较小。这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第一，实验刺激在叙事现实性上的差别，或许还不足以真正激发出相关效应，或者不足以让研究设计捕捉到这些效应。第二，由于低叙事现实性版本是通过加入较为明显的错误来削弱叙事真实感的，因此这种“差异不大”的结果也可能反映出受众在面对叙事时具有某种内在的“修复能力”——即便叙事中存在错误，受众仍倾向于努力维持对叙事现实性的感知。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推测（Appel & Richter, 2007; Marsh, et al., 2003）。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叙事现实性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线性变化的变量，而更像是一个“临界点”机制：在某一阈值之上，受众会尽可能维持对叙事连贯性的理解；而一旦低于这一阈值，叙事的一致性就会差到难以理解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叙事的“质量”常常被认为是叙事说服中的重要因素，但在经验研究中却很少被清晰操作化（Green, 2006; Green & Brock, 2000; Kreuter,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未发现其显著作用，并不意味着这一因素不重要，反而说明它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被进一步细化和检验。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尽管操控检验表明，参与者确实按照预期感知到了实验刺激的差异，但感知现实性的测量与操控本身仍然缺乏足够清晰和稳定的界定。也就是说，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量表，未必完整捕捉到了这一构念的全部内涵。与此同时，本研究的样本由大学生组成，这一群体相较于更有生活经验的成年公众，可能更容易接受某些信息的可信性，从而使实验效应表现得比在一般公众中更为明显。

此外，本研究聚焦的是叙事中“具体断言”的接受，因此其结论更适用于那些以信念改变为结果变量的叙事说服场景。然而，叙事说服还可能产生另一类结果，即受众在规范性态度上与叙事的“寓意”或“道德立场”趋于一致，而这两类结果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梳理。虽然它们都可以被称为“叙事说服”，但实际上对应的是不同的心理过程。一个叙事中通常包含多个可能引发“信念型效果”的信息点，而对这些信息的接受，需要受众评估其原有信念的确定性，并进而形成“真或假”的判断。相比之下，一个叙事往往只会通过整体事件的组合传达出一个较为集中的道德寓意，而受众对这种寓意的判断，则需要将其与自身意识形态和相关态度对齐，从而作出“好或不好”的评价。

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涵化理论”中一阶与二阶效果的差别：前者关注人们是否将某种信息视为真实，后者则关注人们基于这种现实认知，会进一步形成怎样的态度和判断（Nabi & Sullivan, 2001; Potter, 1991）。叙事说服中的信念型效果与态度型效果，或许也存在类似关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对具体断言的接受，可能是态度说服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保证态度改变一定发生。换句话说，即便一个叙事包含一系列因果性断言，并成功提升了这些断言的接受度，它也未必一定能说服受众接受该叙事隐含的规范性立场；但这并不否定因果性位置本身的说服力量，因为后者所测量的是一阶结果，而非二阶结果。因此，可以推测：在信念型结果上，叙事因果性所解释的变异将直接发挥作用；而在态度型结果上，其影响可能更多是间接的，即通过影响受众对若干具体断言的接受，再共同支撑其对叙事寓意的认同。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这种信念型与态度型叙事说服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所包含的更多复杂因素。

尽管如此，本研究的发现仍然能够为传播实践提供明确启示，帮助传播者更有效地构造叙事信息，以提升目标信息被接受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若希望某项信息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就应当将其整合进叙事的核心因果链条之中，使其直接推动后续情节的发展；同时，在角色和场景的选择上，应尽量贴近目标受众所经验到的现实世界，这样可能进一步增强这种效果。

更具启发意义的是，本研究也为传播研究者提供了第一项经验性证据，表明叙事因果性确实构成了一类有价值但尚未被充分开发的解释来源，有助于回应既有文献中对于“更细致理解叙事说服”的呼吁。未来研究不仅应进一步探查叙事因果性影响的边界条件，也应检验如果将叙事因果性所解释的变异纳入模型，是否能够增强叙事说服研究中已有关系和现有理论的解释力。

原文信息

文献来源：Dahlstrom, M. F. (2015).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narrative causality as an untapped pool of variance for narrative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6), 77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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