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n, Liu & Chen, 2023 | Policy & Internet
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遇到相反观点时，分歧的表达方式会不会影响态度极化？Tianru Guan、Tianyang Liu 与 Xiaotong Chen 以中国“离婚冷静期”政策为案例，招募 1064 名中国成年人开展前测—后测在线实验。实验参与者阅读与自身既有立场相反的模拟微博帖，帖子随机采用文明或非文明语气；控制组不接触刺激材料。研究发现，接触文明、讲理的异见后，群体态度离散程度下降，强烈支持者和强烈反对者都向中间位置移动；非文明异见带来的态度变化很小。文明异见的去极化作用在既有态度更强烈者中尤其明显。论文由此将去极化研究从西方党派竞争拓展到中国具体政策争议，也提醒我们：交叉意见接触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分歧以何种话语形式出现。
政治极化研究常以多党选举为坐标：政党认同将公众分成相互疏远的阵营，同质化媒体选择、算法推荐与回音室又不断巩固原有立场。由此形成的经典问题是，如何让不同阵营重新接触，并恢复理解、容忍与协商的可能。
中国缺少同样清晰的党派分野，但围绕公共政策、性别、家庭和文化身份的争论同样可能形成彼此排斥的意见集群。作者因此把焦点放在议题极化（issue polarization）：公众围绕某一具体议题形成高度分化、趋于极端的立场。与牵涉整体政治认同和情感敌意的社会极化相比，议题极化更适合在中国语境中加以操作化。
这一选择也包含一层制度解释。作者援引“政权—治理分离”等研究指出，在混合型威权治理中，部分政治冲突会被引导到政策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身份与价值取向之间的议题争论。婚姻、家庭等相对低敏感度的公共议题允许多元意见公开竞争，因而成为观察中国数字公共领域的一个窗口。
审议民主理论将分歧视为公共讨论的必要条件。接触交叉意见可以扩展个人的“论证库存”，让人看见对方立场背后的理由，并重新检视已经形成的判断。沿着这一思路，去极化也可以表现为态度绝对强度下降、从两端向中间移动，无须彻底改变支持或反对的方向。
既有经验研究呈现混合结论。讨论有时提升政治宽容，却未必改变具体议题态度；同质群体中的自由讨论还可能推动群体走向更极端的位置。作者据此提出，异见效果同时取决于“有没有看到反方观点”与“反方怎样表达”。
论文采用 Stromer-Galley 等人的区分：文明分歧（civil disagreement）遵循礼貌与公民互动规范，以尊重、理性和理由展开反对；非文明分歧（uncivil disagreement）则带有侮辱、贬损、夸张或敌意。前者有机会营造可接受、可回应的讨论环境，后者容易让反方意见与身份威胁绑定。
作者进一步借助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与“矛盾态度”（ambivalence）解释这一机制。理由充分、表达文明的反方信息更可能促使受众进行系统加工；当议题同时牵涉婚姻自由、家庭稳定、性别平等与国家干预等彼此竞争的价值时，受众可能同时承认正反两面的考量。由价值冲突产生的矛盾态度，会降低原有判断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为态度向中间移动留下空间。
理论推导最终落到两个层次：文明异见能否在整体上降低议题极化，以及这种作用是否会随着既有立场强度而改变。
RQ1：接触文明而非非文明的异见，是否会使人们对争议议题的观点去极化？
RQ2：文明而非非文明异见的去极化效应，在立场极端者与温和者之间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研究选择中国《民法典》规定的 30 天离婚冷静期。该政策同时牵涉降低离婚率、维护家庭稳定、保障婚姻自由以及公权力介入私人领域等争议。人民日报相关微博调查曾吸引约 21 万人参与，其中 55.8% 反对、30% 支持，显示这一议题具有较高的社会关联度与立场分化。
研究于 2021 年 9 月通过问卷星付费样本服务招募中国成年人，参与者获得 10 元报酬。最终分析样本为 N = 1064，其中女性占 46%，汉族占 95%，年龄中位数为 33 岁，受教育程度中位数为大学本科。作者指出，样本的性别、年龄和民族构成大体接近中国网民，教育程度则高于网民总体。
实验采用组间前测—后测设计。实验组先用 7 点量表报告对离婚冷静期的态度，1 表示非常支持，7 表示非常反对。随后，研究者依据其原有立场，让参与者看到立场相反的模拟微博帖，再随机赋予文明或非文明语气。中间立场者被排除在刺激实验之外；控制组不阅读任何帖子，只报告政策态度。
按论文图 1 与方法段，文明组为 388 人，非文明组为 378 人，控制组为 298 人，合计 1064 人。流程图还标出 70 名中立者被排除，据此推算初筛样本应为 1134 人，但图顶部仍标作“全部参与者 N = 1064”；原文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总数差异。结果段又将前两组人数写为文明组 378 人、非文明组 388 人，与图 1 及方法段互换。下文涉及组别规模时采用实验流程图与方法段的标注，并保留这些原文差异供读者核对。
论文采用两种互补指标。第一种以组内态度得分的标准差衡量群体层面的极化：标准差越大，群体内部越分散。第二种观察个体态度向端点或中心移动的绝对程度。前测得分为 1、2 或 6、7 的参与者被定义为“立场极端者”，得分为 3、4、5 者被定义为“温和者”。
分析前，研究者用卡方检验与方差分析检查三组的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民族构成均无显著组间差异，说明随机化在这些观测变量上实现了较好平衡。调节效应则通过 OLS 回归与 Hayes 的 PROCESS 宏检验，以异见文明性为自变量、后测态度为因变量、既有态度为调节变量。
独立操纵检验显示，文明条件的感知文明程度为 M = 3.98，SD = 1.02，非文明条件为 M = 2.15，SD = 1.87；两组差异显著，t = −20.42，df = 403，p < .001。这意味着后续差异可以建立在受众确实感知到语气变化的基础上。
在文明分歧条件下，态度标准差从前测的 1.726 降至后测的 1.489，均值从 5.22 变为 4.76。原文据此判断，文明且有理据的反方信息显著降低了意见极端程度。非文明条件下，均值几乎不变（5.19→5.17），标准差由 1.728 略升至 1.837，但这一变化未达到统计显著。控制组态度均值为 4.97，标准差为 1.720。
这里尤其需要区分两种结论：研究支持文明异见具有即时去极化作用；对于非文明异见，数据呈现轻微极化方向，统计证据不足以确认其会加剧极化。非文明表达在本实验中的主要表现，是没有把相反观点转化为有效的态度松动。
调节分析发现，异见文明性与既有态度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b = 0.328，SE = 0.038，t = 8.597，p < .001。文明组中，原本强烈反对政策者的平均得分从 6.3702 降至 5.5021，原本强烈支持者则从 1.7551 升至 2.6735；两端都向量表中心靠近。温和者从 4.2692 变为 4.5741，移动幅度相对较小。
非文明条件呈现另一幅图景：强烈反对者为 6.3548→6.3226，强烈支持者为 1.62→1.60，温和者为 4.5273→4.5545，各类参与者都几乎停留在原位。由此，RQ2 得到的回答颇具反直觉性：文明反方信息对原本立场强烈者的去极化作用反而更明显。
作者给出两步解释。第一步是认知加工。相反观点迫使参与者思考此前较少考虑的理由；当这些理由表达克制、论证充分时，其说服重量进一步增加。态度方向可能保持不变，确信程度却会降低。去极化由此表现为“仍然支持或反对，但不再站得那么靠近端点”。
第二步是矛盾态度。离婚冷静期把多种价值放在同一决策中：人们既可能重视家庭稳定，也可能担忧婚姻自由与家暴受害者的退出成本。文明反方观点使这些竞争性考量同时进入判断，增加态度的复杂性。立场极端者原先纳入判断的反方理由较少，因而拥有更大的变化空间；温和者的知识结构中可能已包含相互冲突的考量，新增异见带来的边际作用较小。
对于非文明异见效果微弱，作者结合中国网络讨论环境提出一种情境解释：辱骂、贴标签和刻板印象在性别与家庭话题中较常见，网民可能已形成习惯或钝化，一次性暴露既没有明显改变立场，也没有在实验中显著激化立场。这项解释来自讨论部分，研究并未直接测量受众的钝化程度；它更适合作为后续研究可以检验的机制命题。
第一，它将去极化研究从西方党派认同拓展到非西方情境中的具体政策争议。中国网络空间的立场冲突未必围绕政党组织，却可能借助性别、家庭、民族主义或公共治理议题形成尖锐分化。以议题极化为分析单位，有助于捕捉这种不同于两党竞争的意见结构。
第二，它把“接触异见”拆解为更细的传播过程。交叉意见本身只是条件，文明性与论证质量决定了异见能否被当作值得加工的理由。这对平台讨论治理、新闻评论区设计及公共议题沟通均有启发：增加观点多样性时，也需要关注表达规范与理由呈现。
第三，论文提示去极化在中国政策传播中具有双向政治含义。反对政策者可能变得较为接受，支持政策者也可能降低确信程度。作者将其概括为说服与劝退同时发生的过程。在更宏观的讨论中，文明协商既可能改善公共讨论与政策反馈，也可能作为“有条件的公共领域”或“安全阀”被纳入威权治理。这部分属于作者基于实验结果与中国政治研究所作的制度阐释，其证据尺度仍然停留在单一民生议题上的即时态度变化。
作者明确提出四项限制。其一，离婚冷静期在实验期间已是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参与者可能同时从其他渠道接触相关信息。研究通过阅读刺激后立即测量来降低干扰，但现实信息环境仍可能进入判断。
其二，实验只识别了一次暴露后的即时效果。文明异见造成的态度松动能否持续，仍需纵向调查或重复干预检验。其三，单一婚姻政策的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领域尚不清楚，尤其是政治敏感度更高、价值认同更稳固的议题。其四，研究缺少网络态度变化如何转化为线下行动的证据。
此外，意识形态取向并未进入本研究的测量，样本教育程度也高于中国网民总体。再加上问卷平台对政治内容的审查，实验能够覆盖的主要是相对低敏感度的民生议题。因而，这篇论文最稳妥的结论是：在离婚冷静期这一特定议题、一次性在线暴露与即时测量条件下，文明且讲理的反方信息能够缓和态度极端程度，并对原本立场强烈者表现出更大的作用。
真正值得新闻传播研究继续追问的，是这种短期态度移动能否穿越算法选择、重复暴露与群体身份，沉淀为更稳定的讨论习惯。当平台只追求“让不同观点相遇”时，分歧可能停留在彼此可见；当异见同时具备文明规范与论证质量时，它才更可能成为重新思考的入口。
文献来源： Guan, T., Liu, T., & Chen, X. (2023). Investigating the potential of civil disagreement to decrease issue polarization in China. Policy & Internet, 15, 288–305.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02/poi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