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荐 Vol. 27｜是记者先“挑事”的吗？攻击性提问与战狼外交
Yang & Yang, 2025 | The China Quarterly
概要
“战狼外交”从何而来？既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给出答案：习近平的个人偏好、国内民族主义、党对外交系统的控制、西方批评的加剧。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杨黎泽（Lize Yang）与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的杨海（Hai Yang）在 The China Quarterly 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把分析尺度缩小到记者会的问答现场，聚焦一个微观因素：外国记者的攻击性提问。
两位作者手工编码了 2020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 4,556 个问答组合（question–answer dyads），分别测量记者提问与发言人回答的“攻击性”。核心发现清晰而有力：约 48% 的外国记者提问具有攻击性；面对攻击性提问，发言人 60% 的回答同样具有攻击性，而面对非攻击性提问，这一比例仅为 11%。提问与回答的攻击性在时间上同频起落，且都集中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科技、南海东海等议题上。作者由此论证：战狼外交的修辞并非单向输出，它深深嵌入外国媒体与中国外交官之间的互动过程——至少在记者会这个舞台上，发言人的“战狼式”回击很大程度上是被攻击性提问激发出来的。
这篇论文与我在 Vol. 26 中介绍的 Lim、Ito 与 Zhang 的研究恰好形成互补：后者用 27 年的长时段文本数据识别战狼外交的起止时间与标志性词汇，前者则钻进问答互动的微观机制，追问一句“战狼式回答”诞生的直接情境。两篇对照阅读，可以看到同一现象在宏观时间线与微观互动两个层面上的不同面貌。
“与狼共舞”：外交部的自我叙事
文章以一个典型场景开篇。2022 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当天，路透社记者向发言人华春莹提问：“中国领导人是否为普京进攻乌克兰开了绿灯？”华春莹的回答完全不像传统外交辞令：“坦白说，我觉得这种提问方式相当冒犯。它暴露了某种带着预设观念、偏见、傲慢和恶意定性看待中国的刻板印象。”
这类言辞在西方政坛和媒体眼中正是“战狼外交”的样本。但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外交部自己推广的另一种叙事：中国外交官不是“战狼”，而是被迫“与狼共舞”。2020 年 5 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中国“从不主动挑事”，但“对任何蓄意中伤都会坚决回击”；2020 年 12 月，华春莹反问：“难道他们以为中国只能做沉默的羔羊，任由他们捏造罪名肆无忌惮地攻击吗？”2023 年 3 月，时任外长秦刚更直白地说：“当面对豺狼时，中国外交官别无选择，只能迎头痛击。”
作者引用这些话并不是为其背书，而是指出一个值得检验的命题：在外交部看来，外界眼中的“攻击”不过是正当反击——中国外交官只是以同样的方式回敬。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攻击性提问就应当系统性地激发出攻击性回答。这正是本文要实证检验的核心主张。
既有解释：国内压力与国际敌意
在展开自己的论证前，作者梳理了两类主流解释，并指出各自的短板。
第一类是国内来源，包括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压力与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战狼 II》式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外交部又长期被国内舆论批评“过于软弱”，转向战狼外交可能是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策略；另一方面，党对外交部的控制不断加强，最高领导人明确偏好更进取的外交姿态——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再到近年强调的“斗争精神”，外交官们“越来越急于证明自己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展现领导人的愿景与风格”。
但作者指出，国内解释在时间线上说不通：没有证据表明大众民族主义在 2010 年代末发生过足以解释战狼外交突变的剧烈变化；而“表忠心”的需要始终存在，无法解释为什么战狼外交偏偏在那时兴起、又在疫情期间达到顶峰。
第二类是国际来源，即（感知到的）对华敌意上升。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西方对中国党政体制的批评铺天盖地，领导层据此形成“西方正在围堵遏制中国”的判断，并以更强硬的外交姿态回应。作者认为强调外部来源是合理的——战狼主义的兴起确实与国际批评的加剧同步。本文正是沿着这条线索，把镜头进一步推近到微观层面：外国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攻击性提问。
为什么聚焦记者会？因为外交部是中国政府与国际受众之间的主要界面，代整个体制承受了国际批评的直接火力。而且许多“攻击”本身就源自外国媒体，或是经由媒体提问传递给外交官的。
如何操作化“攻击性”
提问的攻击性：三个指标
提问是新闻实践的核心环节，记者扮演“看门狗”角色本就暗含与官员的紧张关系。传播学研究通常把攻击性提问定义为“敌对的、言语对抗的、诘难式的、有违文明对话规范的”提问方式。作者借鉴 Steven Clayman 等人研究美国总统记者会的经典框架——该框架用五个指标测量攻击性：主动性（initiative）、直接性（directness）、断言性（assertiveness）、问责性（accountability）与对抗性（adversarialness）。
结合外交部记者会的场景，作者剔除了前两个指标（因为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前先陈述背景、直截了当发问都是常规做法，不构成攻击性），保留后三个关注提问内容的指标：
- 断言性：问题在诱导特定答案，带有观点而非中性。例如路透社记者就“中国不允许加拿大外交官旁听康明凯、斯帕弗案庭审”提问：“你能否澄清，中国是想说明国内法高于《维也纳公约》这样的国际协议吗？”这个问题诱导一个“是”的回答，而回答“是”就意味着中国要放弃自己宣称遵守国际法的立场。
- 问责性：要求为某项政策或行动作出解释。例如 NHK 记者就南海仲裁案提问：“中国一贯主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原则，为什么拒绝接受这一裁决？”
- 对抗性：问题的导语或整体充满对立立场。这类问题往往用批评性语言描述中国——把中国呈现为漠视人权的威权政体、把对外行为描述为“疫苗外交”“人质外交”“债务陷阱外交”“经济胁迫”，在系统层面把中国塑造为对美国领导地位、自由民主世界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
作者特别说明，这一框架原本多用于民主国家的媒体—官员互动研究，用在中国语境并不突兀：驻华外国媒体大体不受中国媒体面临的约束，完全可以采取攻击性提问风格；而且作者反复强调，指出提问的攻击性绝不是说外国记者蓄意抹黑中国，也不是说他们应该客气一点——攻击性提问符合新闻专业规范，在记者会场合并不少见，只是它在中国官方眼中被非常负面地看待。
回答的攻击性：三种“人身攻击”
外交辞令以克制、礼貌、合理为规范，攻击性本不应出现。作者把战狼话语的攻击性界定为“对抗性”，再拆分为内容对抗（与提问者的立场针锋相对）与风格对抗（使用情绪化、尖刻、煽动性甚至敌意的语言）。二者合流几乎必然产生修辞学意义上的人身攻击（ad hominem），作者据此用三种人身攻击变体作为回答攻击性的可操作指标：
- 人身攻击型（personal）：质疑对方的诚实、信誉、专业能力或善意。例如华春莹回应蓬佩奥涉疆指控时，直斥其为“臭名昭著的说谎者和骗子”“末日小丑”“世纪笑话”。
- 情境攻击型（circumstantial）：通过指出对方的特殊处境或私利来瓦解其可信度。例如回应“中国是否在发动经济闪电战”的提问时，华春莹强调这类叙事是为了“抹黑攻击中国”“遏制中国发展”，是“把攻击中国当作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万灵药”；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押孟晚舟则被定性为“意在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行为”。
- “你也一样”型（whataboutist）：反指对方存在同样问题，揭露其虚伪与双标。典型例子是赵立坚回应“中国是否认同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时的连番反问：“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同样关心过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平民伤亡……别忘了 1999 年的塞尔维亚和南联盟。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汪文斌回应“中国是否构成对国际秩序最严重长期挑战”时，也历数美国“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民主和人权赤字严重”等种种不是。
编码规则由此确定：一个提问只要命中三个提问指标中的至少一个，即编码为攻击性提问；一个回答只要出现三种人身攻击变体中的至少一种，即编码为攻击性回答。
数据：4,556 个问答组合
研究没有直接使用现成的外交部记者会语料库，而是自建数据集，原因有二：作者偏好中文原始记录（发言人用中文回答，原文能避免翻译损耗，更准确判断攻击性）；更关键的是，2020 年 3 月 24 日是个分水岭——外交部从这一天起开始在实录中标注提问记者所属的媒体机构，这才使区分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的提问成为可能。数据因此从 2020 年 3 月 24 日延续到 2024 年 3 月，全部实录手工抓取自外交部官网，并按问答结构拆分。
最初共获得 5,644 个问答组合，作者进一步把范围收窄到五个国家的媒体：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印度。理由有二：这五国媒体贡献了 4,556 个提问，约占总数的 81%；这五个国家都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其媒体更可能进行攻击性提问——或者说，至少不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如俄罗斯、巴基斯坦）的媒体那样需要收敛批评姿态。这 4,556 个问答组合构成最终分析样本，全部由作者演绎式手工编码，编码中的模糊案例经讨论后逐条裁定。
发现一：近半数提问带有攻击性
总体上，48% 的提问被编码为攻击性提问。这个比例既说明外国记者对中国政府相当程度地践行着看门狗式新闻，也意味着另一半提问并不尖锐——大量提问属于信息询问与确认类（如请中方介绍防疫措施、确认领导人出访行程、询问 G20 等多边活动安排），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非攻击性的。
图 1 展示了攻击性提问的时间分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 pattern。第一，疫情初期是攻击性提问的高峰期（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频率持续高企）。这些提问既围绕疫情本身——早期处置、严格的封控政策、广州非洲裔人士被指遭歧视、边境关闭、病毒溯源、国产疫苗效力——也延伸到疫情之外，涉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面恶化的政治经济关系。
第二，攻击性提问被重大政治事件显著放大，图中几乎每个峰值都对应一场“媒体热潮”（media hype）：2020 年 7 月的峰值对应香港国安法实施（2020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3 月的峰值对应美英加欧就新疆问题制裁四名中国官员；2022 年 2–3 月的峰值对应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默许支持普京”的批评；2023 年 2–4 月的峰值则对应“间谍气球”事件及其引发的中美外交风波。
议题维度上的差异同样鲜明（图 2）。提问数量最多的议题是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26%）、经济事务（12%）以及中国并非直接当事方的地区热点（9%，如乌克兰战争、巴以冲突、朝鲜半岛核问题）。而攻击性提问占比超过 75% 的议题依次是：科技（92%）、涉港涉疆涉藏（81%）、南海东海（78%）和台湾（75%）。
科技议题的异常突出与事件背景直接相关：约 70% 的科技类提问围绕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技术限制——2022 年 10 月美国率先出台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2023 年日本和荷兰跟进，以及欧洲多国限制华为参与 5G 建设。当时的主流媒体框架与西方政府叙事同步：技术赋能的中国是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中国科技企业是为北京服务的“特洛伊木马”。军事议题（54%）和经济议题（52%）的攻击性提问占比也不低，前者涉及军演、海外军事基地传闻、中印边境冲突与核军控，后者聚焦中美中欧中澳贸易摩擦、发展融资争议和各国对中资企业的限制。
发现二：回答与提问同频共振
转到回答一端。总体上，34% 的回答（1,571/4,556）被编码为攻击性回答——考虑到编码标准相当严格（必须包含至少一种人身攻击变体，且大量无实质内容的回避性回答被归为非攻击性），这个比例相当可观，佐证了“不外交的外交”这一判断。
图 3 把攻击性提问与攻击性回答画在同一时间轴上，呈现两个要点。第一，回答的攻击性在 2021 年 6 月之前持续高企，此后总体下行——这与既有研究“战狼外交在 2020–2021 年达到顶峰、2021 年中之后回落”的判断一致。但回落不是单调递减的：一旦国际批评加剧或争议事件发生，攻击性会迅速反弹，俄乌冲突爆发、佩洛西窜访台湾、“间谍气球”事件都对应着明显的尖峰。换言之，战狼外交总体退潮，却会在条件具备时随时重现。
第二，提问与回答的攻击性同步起伏，直接支持作者的因果主张。一个清晰的例外是 2022 年 8 月：回答的攻击性明显超过提问的攻击性，意味着大量非攻击性提问也遭到了攻击性回应。数据显示，佩洛西 8 月 2 日窜访台湾极大激化了台海与中美关系，中方在军演、暂停军事对话等政策反制之外，修辞回应也异常激烈——佩洛西窜访次日，华春莹即指责美国“与‘台独’势力勾结”“公然玩火”。
更系统的检验见于图 4：面对攻击性提问，60% 的回答（1,302/2,178）具有攻击性；面对非攻击性提问，这一比例只有 11%（269/2,378）。近六倍的差距，为“攻击性提问激发攻击性回答”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发现三：议题之间的巨大差异
攻击性提问的效果在不同议题间差异悬殊。科技（79%）、台湾（77%）、涉港涉疆涉藏（76%）议题上，攻击性提问几乎必然引爆攻击性回答；政治外交关系（61%）、南海东海（54%）、军事（52%）也超过半数。值得注意的是，除政治外交关系外，这些议题恰恰都是攻击性提问占比最高的议题——提问与回答的攻击性在议题维度上高度重叠。
作者的解释有两层。其一，台湾、涉港涉疆涉藏、南海东海这些议题传统上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关乎政治稳定、主权与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与安全，是“中国政策中不可谈判的底线”。以外交部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为例：一切涉台事务都是中国内政，任何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或阻碍统一的外部干预都绝不能容忍。因此，台湾议题上的攻击性提问大多遭到同等甚至更强攻击性的回应，或者干脆被以“外交部只管外交事务”为由拒绝回答。
其二，科技议题的高对抗性源于先进技术的安全化。面对美国联合盟友实施的大范围技术限制，中国积极推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滥用技术霸权遏制中国”的叙事，这套叙事成为发言人回应科技类攻击性提问的固定配方，半导体出口管制与华为限制是其中最常见的引子。
政治外交关系议题的结果则有些出人意料：该议题下多数提问是非攻击性的（大量关于外交活动的信息类提问），但一旦出现攻击性提问，61%（233/380）会引发攻击性回答。作者认为，这反映了研究时段内中国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之间螺旋升级的对抗态势。
贡献与局限
作者将本文的贡献概括为两点。经验上，研究把战狼外交起源的讨论从宏观因素（国内压力、国际批评）推进到微观互动层面，证明攻击性提问是维持和放大战狼修辞的重要机制。更一般地说，发言人—记者的互动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外交实践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被塑造的，理解中国外交需要这种互动视角。概念与方法上，研究借用修辞学中人身攻击的类型学，为测量外交话语的攻击性提供了一套新的可操作指标——此前学界有成熟的攻击性提问测量框架，却没有对应的外交修辞攻击性指标。
作者也坦承两点局限。第一，记者会的问答结构虽然为识别“提问激发回答”提供了近乎自然实验的条件，但作为质性研究设计，仍无法完全排除内生性——比如发言人可能预判某些媒体的敌意而提前设防，或者双方攻击性同时受第三方事件驱动。第二，外交部 2020 年 3 月才开始标注提问媒体，更早时期无法区分中外媒体提问，因而无法对比战狼外交兴起前后提问攻击性的变化。
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攻击性表达如何构成战狼外交的一部分；其他“战狼”外交官（如驻欧洲大使）如何应对批评性提问；以及攻击性提问与国内因素（民族主义、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如何在因果上相互交织。
原文信息
文献来源： Yang, L., & Yang, H. (2025). Aggressive journalistic questioning and China’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The China Quarterly, 263, 758–775.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25000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