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荐 Vol. 28｜提问的另一端：中国官方媒体的“软球提问”
Yang, Ioki & Yang, 2026 |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概要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提问的不只有外国记者。中山大学的杨黎泽、清华大学的 Arianna Ioki 与澳门大学的杨海在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把镜头对准了提问席的另一端——中国官方媒体。作者分析了 2020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间官方媒体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出的 4,988 个问题，归纳出四种”软球提问”（softball questioning）策略：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负面对象化（negative othering）、批评模仿（criticism mimicking）与预防性反框架（preemptive counterframing）。
核心发现包括：约六成（61%）的官方媒体提问使用了至少一种策略，其中魅力攻势（24%）与负面对象化（19%）占主导，分别承担”讲好中国故事”与”批评对手”的功能；批评模仿（17%）以貌似尖锐的方式引入国际批评，为发言人提供受控的反驳平台；预防性反框架（3%）则在提问中直接消解批评。策略使用随时间与议题而变：国际批评激烈时，提问偏向反击与攻击批评者；压力减小时则回归正面叙事。内政议题以”借题反驳”为主，外政议题以”正面塑造”为主，而负面对象化的头号目标是美国（67%）。这篇文章与 Vol. 27 介绍的同一作者团队关于外国记者”攻击性提问”的研究构成对照：一个分析”硬球”如何激发战狼式回应，一个分析”软球”如何支撑官方叙事——合起来恰好拼出了外交部记者会问答互动的完整图景。
被忽视的提问者
文章以央视记者的一次提问开篇：一份报告称”一带一路”项目价值创历史新高，一些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做法同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形成鲜明对比，”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提问本身就在建构中国的正面形象、反衬美国的不是——这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比是通过”提问”这一新闻形式完成的。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独立于国家、以看门狗姿态向官员提问。而中国官方媒体直接在党和国家控制下运作，首要功能是传达和强化官方立场。既有研究考察官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几乎无一例外地分析其产出——新闻报道、社论、社交媒体帖文、音视频内容；至于官方媒体在记者会上的提问实践，则一直无人问津。作者指出，记者会是一种”由提问驱动的互动形式”：记者通过提问塑造会议的内容与走向。对官方媒体而言，提问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传播机会——它既能在问题导语中植入立场，又能为官员搭建回应特定议题的讲台。
作者由此提出官方媒体提问服务对外传播的两种方式：其一，在问题本身中宣传国家叙事——通过精心设计的导语陈述引用有利于中国的证据与主张；其二，向官员提出策略性设计的问题——让官方媒体超越常规报道工具，利用问答互动的独特形式做文章。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官方媒体甚至可以在提问中原样引入对中国的批评而不加反驳——这在它们的新闻报道中是不可想象的。
什么是“软球提问”
新闻学通常按对抗性程度把记者提问分为”硬球”（hardball）与”软球”（softball）。硬球提问是对抗性的、断言式的、要求问责的——Vol. 27 介绍的研究正是分析外国记者硬球提问如何激发战狼式回应。软球提问则相反：合作的、恭敬的、友善的。作者引用既有文献指出，软球提问有两种理想类型：非对抗性问题（对官员毫无对抗性）与表面问责问题（ostensible accountability-seeking）——后者看似尖锐，实则”为官员的利益服务，是在面对公众批评时进行形象修复的策略”。两种类型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提问中都大量存在。
作者还强调了两点背景。第一，软球提问并非中国独有，俄罗斯、瑞典、美国的记者会研究中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第二，官方媒体提问的结构与标准新闻实践一致——由导语（preface）与问题（question）两部分组成。导语提供背景并透露记者立场，因此成为分析的富矿；而无论导语多么铺陈，最后仍须以一个问题收尾（最常见的是”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这就把提问变成了官方传播的辅助工具。
数据与方法
研究选择外交部记者会，理由有三：外交部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主要界面；记者会几乎每日举行、官网发布完整实录，适合系统研究；而且有公开的问答语料库可用。起点定在 2020 年 3 月 24 日——外交部从这一天起标注每个提问的媒体机构（与 Vol. 27 的数据起点相同），从而可以区分中外媒体；终点延伸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构成完整的五年数据。
剔除外国媒体和港澳台媒体的提问后，最终语料为 4,988 个官方媒体提问。约三分之二来自中央级媒体（央视、环球时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央广、人民日报、CGTN），三分之一来自地方级媒体（深圳卫视、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湖北广电、东方卫视、北京广播电视台）。初步分析显示中央与地方媒体在策略使用和议题关注上无显著差异，故合并分析。
分析分两阶段：归纳阶段先精读约 20% 的语料（1,000 个问题），提炼出四种策略类型；演绎阶段再用该类型学编码全部语料。编码信度良好（500 个问题的双人独立编码，Cohen’s Kappa > 0.80），模糊案例经讨论达成共识。另外，39% 的提问不含任何可识别策略而被排除在后续分析之外——它们主要是信息询问类问题（请发言人介绍某外交活动的细节）和”与中国无直接关联”的问题（请中方就某国际议题表态）。作者提醒，这部分中性提问的存在本身说明了外交部记者会的一项基本功能：发布信息、传递立场。
四种提问策略
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
魅力攻势指”以正面话语建构自我”的实践，通过呈现行为体的身份、行动与利益的积极面来提升自我形象。在提问中，它表现为精心设计的导语与官方叙事对齐、突出中国的成就与道德优势。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引用《科学》杂志论文提问：研究称若没有武汉封城和全国应急响应，武汉以外确诊病例将超过 70 万，中国的防控措施成功切断传播链，”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这个导语有力背书了武汉封城决策，问题则明显意在引导发言人重申防控成效、放大”中国抗疫成就”的官方叙事，同时缓解西方对中国疫情初期处置的批评。引用权威科学期刊还赋予主张可信度，维持了表面的客观性。
负面对象化（negative othering）
与魅力攻势一体两面：塑造一个”负面而可憎的他者”，以此反衬”正面而有吸引力的自我”。提问通过突出外国的政策失误与道德缺陷来批评、羞辱、本质化它们，借而他固中国的自我形象、转移外界对中国的批评。例如 2022 年 3 月央视记者引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纪念北约轰炸南联盟 23 周年的讲话——”19 个北约国家的行动多么卑劣、非法、不道德”“如今他们指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多么可笑虚伪”——请中方评论。当时中国正因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承压，这个问题借亲俄领导人之口发动了一场激烈的”你也一样”式攻击，把焦点从中国挺俄转移到西方的虚伪上。
批评模仿（criticism mimicking）
这是作者眼中最微妙的策略：提问看似在批评政府，实际意在引出准备好的、强化国家立场的回应。官方媒体常在问题中近乎逐字地复述外国对中国的批评。在严控之下，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异议或问责，而是为官员提供一个受控的反驳平台。例如央视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西巴尔干事务特使帕尔默访黑山时说中国在黑山和西巴尔干地区搞’债务陷阱外交’，警告黑山警惕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这个问题具备批判性提问的全部外在特征——直接、断言、对抗——其真实意图却是给外交部驳斥”债务陷阱”叙事、引导”一带一路”议题讨论的机会，并预先消解外国媒体可能的类似提问。果然，发言人回应称”个别别有用心的国家炒作所谓’债务陷阱’不得人心，诬蔑中国的真实目的是挑拨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作者特别指出，这类问题在语言上与外国媒体真正的问责问题几乎无法区分——这正是它的精妙之处。
预防性反框架（preemptive counterframing）
与批评模仿同样引入批评，但记者在提问中同时提供反驳或重新解释，提前消解批评的对抗性，让官员可以轻松完成最后一击。常见手法是给涉华批评加上”所谓”等轻蔑限定词，或引用反证质疑批评及其提出者的可信度。例如《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某高校某中心发布四份报告宣扬新疆”强迫劳动”谎言，本报调查发现报告出自”有组织、有隐藏议程的虚假信息提供者”，作者与资助方”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问题提到”强迫劳动”指控只是为了当场彻底否定它。
四种策略不互斥，可以组合使用（31 个问题被编码为双策略，多为魅力攻势＋负面对象化的组合）。作者概括各自的焦点：魅力攻势突出中国的优点与成就；负面对象化强调外国行为体的缺陷；批评模仿以貌似批评的方式强化官方立场；预防性反框架则在问题内部即时化解批评。
策略使用的总体图景
4,988 个问题中，约六成（61%）使用了至少一种策略。如图 1 所示，魅力攻势最常用（24%），其次是负面对象化（19%）与批评模仿（17%），预防性反框架仅 3%。
魅力攻势与负面对象化的主导完全符合对官方媒体的预期：放大中国政治与政策的正面面、淡出争议面，既巩固党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也向海外投射良好形象；突出对手的失误与缺陷，既方便转移批评，也抬升自我形象。
批评模仿的高频使用则值得深究。作者提出两个解释：其一，在国际批评激烈之际，中国政府与官方媒体积极推广”西方试图遏制围堵中国”的叙事，反复呈现西方批评正好放大这一叙事，把中国塑造为外国偏见与虚假信息的主要靶子，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为对抗性外交姿态提供正当性；其二，批评模仿体现了官方媒体与政府之间反批评的战略协作——邀请发言人回应某项批评，既显得媒体在做批判性报道，又给发言人以正面陈述或人身攻击完成反驳的机会。
预防性反框架使用最少，作者认为这并不意外：其他三种策略常靠援引第三方信源达成目的，而预防性反框架要求记者亲自下场否定或淡化批评，在外国同行面前有损其专业性与客观性形象。
时间变化：从防守反击到魅力攻势
图 2 显示，官方媒体的策略使用对国际环境高度敏感。魅力攻势在研究前半段（2020 年 4 月–2022 年 9 月）的月均占比仅 31%，后半段（2022 年 10 月–2025 年 3 月）升至 50%——前半段正值对华批评最激烈的时期，政府与官媒整体转向对抗姿态，与战狼外交的兴起同步。
更细的时段划分呈现出清晰的”压力—反应”模式：
- 疫情初期与高峰期（2020 年 3 月–2021 年初）：中国因疫情处置受到密集批评，官媒频繁使用表面问责式提问（批评模仿与预防性反框架的合并类别），让外交部有机会回应武汉初期处置、世卫溯源调查被指拖延、清零政策等争议。
- 2021 年 4 月–2022 年 9 月：实验室泄漏假说再起、新疆人权问题升温、俄乌冲突后中国挺俄受责、佩洛西窜台推高台海紧张——多重压力叠加之下，负面对象化转为最主要的策略。官媒不再把重心放在借发言人反驳批评上，而是采取进攻姿态，在提问中直接攻击中国的对手与批评者。
作者的总结是：国际审视越激烈，官媒越从正面自我呈现转向反批评——或借提问为发言人搭台反驳，或直接下场攻击批评者；压力减退后，则回归正面叙事。
议题差异：内政防守，外政进攻
图 3 揭示了内政与外政议题之间的鲜明对比。涉中国内政的问题（n=729）中，表面问责式提问占三分之二（66%），集中于疫情处置、新疆维吾尔人待遇、香港国安法、台海军事活动等议题，经济问题也有一定比例——这些都是国际批评的焦点，提问的密集出现说明官媒与官员之间存在协调的反批评努力。魅力攻势在内政议题上用得很少，仅有的正面叙事（如强调抗疫成效、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新疆经济发展稳定）在数量上远不及同议题的问责式提问；经济是例外——官媒常在导语中强调中国经济增长，以安抚外界对结构性放缓的担忧。
涉外政的问题（n=1,458）则相反，魅力攻势占近三分之二（64%）：突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紧密经贸政治联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参与（公共卫生、维和、气候、军控、网络与人工智能治理、主权债务减免），以及”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主导的国际倡议。表面问责式提问在外政领域较少，主要涉及”中国威胁论”这一总体叙事，其次是领土与海上争端姿态、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南南合作中的”债务陷阱”质疑、俄乌冲突后的挺俄立场。
作者把这种分化归因于中国对外传播的两套逻辑：内政传播是防御性的——目标是反驳不实批评、争取外界同情性理解、巩固国内政权合法性；外政传播是主动进取的——目标是把中国同西方大国区分开来，塑造”慷慨的伙伴、仁慈的领导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负面对象化”的目标是谁
在明确批评外国的 929 个问题中，美国作为中国的头号批评者与竞争对手，承担了 67% 的负面对象化。批评涉及美国内政外交的广泛议题：抗疫失败、政治极化、警察暴力、枪支暴力、种族不平等与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加征关税制裁的”胁迫外交”、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破坏全球治理、举办”民主峰会”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拉盟友组反华阵营、支持”台独”、对华技术限制。目的直指暴露美国的虚伪、消解其政策的合法性、转移其对华批评。
日本是第二大目标，但量级远小于美国，且议题高度集中——几乎全部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决定，提问嵌入的信息与官方叙事严丝合缝：强调日本民众与邻国的反对、质疑排海安全性、渲染对全球海洋生态的影响。其余对象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北约、立陶宛和印度，通常在它们批评中国之后成为靶子。一个典型例子是加拿大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 44 国就新疆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后，中方严词驳斥，官媒随即跟进，接连请外交部评论”加拿大对原住民的历史虐待”。
贡献与未来方向
作者将贡献概括为两点。经验上，研究填补了中国媒体政治研究的一个盲区：既有文献几乎只分析官方媒体的新闻产出，忽视了官媒与官员之间的互动，而本文证明策略性设计的软球提问如何推进中国的对外传播目标。概念上，研究发展出一套可操作的软球提问类型学：既有提问研究压倒性地聚焦自由民主国家国内媒体的硬球提问和威权体制下外国媒体的硬球提问，软球提问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对对抗性规范的偏离——本文则把它当作一种独特而有工具性价值的实践，系统拆解了其构成策略。
未来研究可以比较中国官媒与外国媒体提问的异同；把问答作为整体互动来分析，考察外交部如何借力软球提问开展战略传播；也可以检验这套四策略类型学在中国以外的适用性。
顺带一提，这篇文章与 Vol. 27 介绍的攻击性提问研究、Vol. 26 介绍的战狼话语文本分析，三篇恰好从三个层面拼出了同一舞台的完整图景：外国记者的”硬球”如何激发战狼式回应（互动机制），战狼话语何时起落、以什么词汇为标志（宏观时间线），以及中国官媒的”软球”如何在这个舞台上支撑官方叙事（体制内协作）。
原文信息
文献来源： Yang, L., Ioki, A., & Yang, H. (2026). State media questioning at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conferences, 2020–2025.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07/s11366-026-099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