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荐 Vol. 29｜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后，战狼收声了吗？
Brazys, Dukalskis & Müller, 2023 | The China Quarterly
概要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集体学习；6 月 1 日新华社播发通稿，其中习近平要求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句话迅速登上国际媒体头条，引发全球猜想：盛行一时的”战狼外交”是不是要被叫停了？
都柏林大学学院的 Samuel Brazys、Alexander Dukalskis 与 Stefan Müller 在 The China Quarterly 上的这篇研究报告，用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结合手工编码与潜在语义标度（LSS），构建了一个从”友好”到”战狼”的一维文本测量，将其应用于近 200 个中国官方、媒体与外交 Twitter 账号在 2021 年间发布的 20 多万条英文推文，再以双重差分（DiD）设计比较公告前后驻 OECD 国家与驻非 OECD 国家外交账号的语气变化。结论是微妙的：公告发布数月内，驻 OECD 国家的外交账号推文确实相对柔化了（约 0.1–0.15 个标准差），但数据显示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没有发生重大转向——战狼没有被驯服，只是对特定听众收敛了一点音量。
这篇论文也是战狼外交量化研究的奠基性工作之一：我在 Vol. 26 介绍的 Lim 等人（2026）用其 LSS 指数做稳健性检验，Vol. 27 介绍的 Yang & Yang（2025）也将其作为战狼外交时间线的重要参照。读它是理解后续这一系列研究的起点。
“可信、可爱、可敬”引发的猜想
中国一向重视国际形象的塑造，其形象工程既有主动维度（展示和平、不具威胁、成就斐然的中国），也有反应维度（回应外国批评）。战狼外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2019 年，先后驻美、驻巴基斯坦的外交官赵立坚因推特言论受到关注——他的推文热情洋溢地赞美巴基斯坦、为中国政策辩护、点名美国的虚伪。赵立坚和类似风格的官员获得提拔，”整个外交部的外交官都注意到，语气的转变正在得到奖赏”，恰好在同一时期纷纷开设自己的推特账号。
外交官与官方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扩张、中美关系下滑、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对”话语权”的追求、国内民族主义、最高层对强硬姿态的明确偏好、可见的晋升激励、以及中国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这一切汇合，构成了战狼外交诞生的土壤。
混合信号：驯狼还是放狼？
2021 年 6 月 1 日的新华社通稿看似是承认战狼外交正在适得其反：皮尤的民调显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已滑至历史低点，”可爱”的表述像是最高层要出手纠偏。但作者提醒，通稿释放的信号远比头条复杂。
首先，通稿同时强调”舆论斗争”，暗示着对朋友与敌人的区分——对朋友展示可爱，对敌人则要让其”理解”中国。其次，通稿强调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表明争夺全球叙事主导权的目标没有变。再次，为政治局授课的专家是复旦大学张维为——一位一贯主张中国应对自身制度更加自信、同时放大”西方”缺陷的学者。最后，习近平本人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外交官采取更强硬的语气。因此，这次集体学习也完全可能被读作不是驯狼，而是重新确认”对朋友可爱、对敌人强硬”的既定路线。
新华社通稿的混合信号意味着，仅靠文本解读无法判断会议的实际效果——这正是实证方法可以发力的地方。作者选择 Twitter 作为观察窗口：由于推特在中国被封锁，中国官方账号的推文主要面向外国受众，是观察对外传播的绝佳材料。
用 LSS 测量“战狼指数”
作者依托一份中国外交账号（大使、使领馆、外交部账号及高级官员）与官方媒体账号的清单，抓取了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间所有至少发过一条推文的账号，仅保留英文原创推文（剔除转推）。
测量分两步。第一步，从语料中随机抽取 1,000 条推文，人工编码为”友好”“战狼”或”中性”，据此确定位于”友好—战狼”一维量表两端的种子词（23–25 个）。第二步，用潜在语义标度（Latent Semantic Scaling, LSS）为全部约 20 万条推文打分：LSS 根据每个词与种子词的语义相似度赋予词语权重，再按词频合成每条推文的得分——得分越高越友好，越低越”战狼”。
表 1 列出了量表两端的各 100 个词，一眼就能看出测量的效度。”不友好”一端是 accusations、so-called、fabricated、smear、genocide、disinformation、slander、hypocritical、preposterous，乃至 @adrianzenz（郑国恩，涉疆研究的争议学者）、ASPI（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xinjiangcotton、forcedlabour 这样的议题标签——几乎是一份战狼话语的关键词清单。”友好”一端则是 friendship、brotherly、gratitude、donation、all-weather，以及尼泊尔、文莱、古巴、坦桑尼亚等对华友好国家的国名。
推文层面的验证同样直观。得分最低（最战狼）的推文之一来自中国驻悉尼总领馆（2021 年 3 月 7 日）：”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至极，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彻头彻尾的谎言。”得分最高的推文之一来自人民日报（2021 年 5 月 6 日）：”习近平主席周四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 周年。”
没有对照组的双重差分
如何利用 6 月 1 日公告的时点做因果识别？作者否定了两个直觉方案：以时间为驱动变量的断点回归（RDiT）在实现上有公认的困难；而简单的公告前—后对比很可能是虚假的——任何同期因素都可能影响推文语气，且根本不存在”未受处理的”对照组（所有账号都看到了公告）。
作者的方案是利用两个”受处理”组之间的异质效应：既然中国的对外传播历来”看对象说话”，那么如果这次集体学习意在软化形象，受战狼外交冲击最大的 OECD 国家（多为富裕民主国家）理应比非 OECD 国家（大致对应全球南方，以及位于中国的官方媒体账号）感受到更明显的语气变化。这一选择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中国外交长期经营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习近平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在”发展中国家”中更有效地传播中国观点；战狼话语本身也带有反帝色彩——对西方及其盟友更批判，对其他国家更友善。OECD/非 OECD 的划分正是捕捉这一区分的代理变量。
数据分布：驻 OECD 国家账号共 10,066 条推文（公告前 5,904 条、后 4,162 条）；非 OECD 账号及官方媒体账号共 190,542 条（前 79,997 条、后 110,545 条）。分析以推文为单位，在从 ±1 天到 ±115 天的对称时间窗口上分别估计经典 DiD 模型，以检验结果对窗口选择的稳健性。主模型按账号标准化语气得分、聚类标准误到账号层面，且不加控制变量以避免后处理偏误。
发现：语气柔化了，但战略没变
图 1 是全部外交账号的日均战狼指数时间序列。整体上，公告前后并没有一致的语气突变。但图中有一个刺眼的异常值：2021 年 3 月下旬战狼指数大幅下探，恰好对应 3 月 19 日中美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国外交官在会上指责美国”煽动一些国家攻击中国”，大量中国账号围绕会谈密集发推。这个外部校验为测量提供了佐证：公认的对抗性事件确实在指标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图 2 是核心结果。横轴是 DiD 估计所用的时间窗口（公告前后各 1 天到各 115 天），纵轴是 OECD 账号相对非 OECD 账号的语气差异。公告显示后立即的窗口（±1 至 ±4 天）内估计值虽大但不显著——样本太小。窗口放宽到约一个半月之后，DiD 估计持续为正，系数在 0.1–0.15 个标准差之间。按账号类型细分（全部账号、仅外交账号、仅使领馆机构账号、仅大使及工作人员账号），结论一致：公告之后，驻 OECD 国家账号的语气相对变温和了。
0.1–0.15 个标准差意味着什么？作者用两条真实推文做了校准。处于均值水平的推文并不激进、但暗含对外国人的批评——驻巴巴多斯大使 2021 年 7 月 27 日写道：”新冠病毒溯源需要国际合作，而不是指责。”一条比它温和 0.12 个标准差的推文——驻苏里南大使 2021 年 2 月 1 日所写——则保留了对中国的正面表述、去掉了隐含批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批准使用中国疫苗。”变化微妙但真实。
至于为什么效果要等一个半月才显现，作者给出几种可能：需要积累足够多的推文才能可靠识别语气变化；低频发推账号需要时间形成可测量的语料；也可能集体学习之后数周才下达了更具体的内部指引。
稳健性与平行趋势
作者报告了三组稳健性检验：加入国家与账号固定效应以吸收标准化未能处理的变异；加入推文层面（推文长度、转推数、点赞数）与账号层面（公告日的粉丝数）控制变量；以及改用未标准化的战狼指数。结果均实质一致。
对双重差分最关键的平行趋势假设，作者也做了坦率的检视。公告前后各 30 天的原始数据与 LOESS 趋势显示，部分比较组的事前趋势并不完美平行。一种可能是预期效应：集体学习事先征求专家意见，一些账号可能在公告前就已知晓风向并开始调整——若预期效应与处理效应同向，报告中的估计反而低估了真实效应。另一种可能是反向因果：通稿是对语气已自发转缓的追认——作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党定调子、部委和媒体跟进”才是常态。当然，事前趋势也可能意味着估计只是拾取了某种虚假相关，作者承认无法完全排除，但总体认为平行趋势假设基本成立。
局限与启示
作者明确列出三点局限：数据右删失（2021 年 10 月即止，无法捕捉后续变化）；仅覆盖 Twitter，未讨论其他跨国社交平台；没有测量传播对受众态度的实际效果。
在作者看来，这些发现至少对三类讨论有价值。第一，它们近乎实时地展示了中国外交系统的响应能力，为研究中国外交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官僚系统协调性提供了一个数据点。第二，它们实证展示了党领导层塑造民族主义对外呈现方式的努力——外交官会响应调整后的指引，这有助于回答”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引导或压制外交中的民族主义叙事”。第三，它们再次印证了中国对外传播”因受众而异”的特征。
这篇文章的结论也与后续研究相互印证：Vol. 26 介绍的 Lim 等人（2026）用 27 年外交部记者会数据做变点分析，发现真正的结构性语气调整出现在 2022 年 9 月——比政治局集体学习晚了一年多。两篇合看，2021 年年中的那次会议更像是一个渐进调整的开端，而非转折本身。
原文信息
文献来源： Brazys, S., Dukalskis, A., & Müller, S. (2023). Leader of the pack? Changes in “wolf warrior diplomacy” after a Politburo collective study se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254, 484–493.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2200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