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荐 Vol. 30｜受害者与爱国者：中国城市民族主义的两种面孔

Woods & Dickson, 2017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论文信息

概要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上升吗？2012 年反日游行中打砸日资企业、甚至喊出战口号，让”民族主义的中国崛起是否还能和平”成为国际舆论的严肃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Jackson Woods 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Bruce Dickson（狄忠蒲）在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把通常被混为一谈的”民族主义”拆成两种类型：爱国情感（patriotism）与源自”百年国耻”的受害者叙事（victimization），并用 2014 年一项覆盖全国 50 个城市、4,128 名受访者的概率抽样调查检验二者的关系。

核心发现是：两种民族主义来源相似但逻辑不同，对外态度的影响更是截然不同。二者都由服从权威、担忧社会不稳定等政治态度驱动，但只有爱国情感与物质繁荣（收入改善的预期）相关；受害者叙事的认同只与政治取向相连。更重要的是后果：爱国情感显著影响对美国、日本、英国的看法，而受害者叙事的影响仅限于对日情感——它并不普遍塑造中国人对外国的态度。文章还挑战了”愤怒青年”的刻板印象：最年轻的世代反而是最不民族主义的。作者的结论直白而有力：挥舞国旗的爱国者，和抡起锤子砸外国车的人，未必是同一群人。

“民族主义上升”叙事与一个问题

“中国民族主义正在上升”几乎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流行判断之一。从《悉尼先驱晨报》的”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崛起令人不安”，到美国前中国事务专家对”民族主义、排外与强硬”路线的警告，再到《纽约客》前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对南海争端”可能成为中美长期冲突种子”的担忧，记者与政策圈对此深信不疑，学者中也不乏附和者。

但作者提醒：从最喧闹的少数人身上得出关于整个社会的结论，必须谨慎。中国人当然是爱国的——过去十余年多项调查显示约 85–90% 的中国人为自己的国籍自豪，这个比例与法国（85%）、英国（87%）相当，高于韩国（78%）和德国（70%）。关键问题在于：普遍的爱国自豪是否与 2012 年游行中那种排外愤怒密不可分？如果二者是一体两面，那么一个公众全力支持对外强硬行动的民族主义中国确实值得担忧；如果二者其实是不同的东西，且怨恨情绪并不决定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那么”动荡的崛起”就未必不可避免。

中国案例特别适合检验这个问题，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经由民众动员影响外交政策——党用民族主义叙事获取合法性，也因此容易受到”爱国不绝对”的指责（Gries、Shirk 的论点）；而 Reilly 和 Jessica Chen Weiss 则证明国家相当善于管理和利用民族主义表达。要检验这类争论，先绘制民众情感的结构图是必要的前置工作。其二，中国把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能力与自豪感，与一套深深植根于”被外国欺凌历史”的合法性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套关于对外关系的信念。其三，民族主义比较研究长期把中国排除在外（数据获取难、政治敏感、语言障碍），本文把基于西方世界发展的理论放到最大的非西方国家检验。

由此，文章回答两个问题：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否不仅概念上不同、而且经验上可分？它们对公众的外事情感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民族主义的两种面孔

政治学文献早已注意到民族主义的双面性。一面是良性的：对国家的依恋与自豪，是社会凝聚和政权支持的来源，比较政治学与国家建构文献常称之为爱国主义。另一面是恶性的：对其他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优越感或怨恨，国际关系学者尤其关注它，因为它可能通向国际冲突。用 Brewer 的经典表述概括，这是内群体之爱与外群体之恨的区别——两种情感彼此独立。

政治心理学进一步细分过这些信念。Kosterman 和 Feshbach 区分了”爱国主义”（对国家的依恋）与”民族主义”（优越感与支配欲）；Schatz 等人区分了”盲目爱国”（对国家的无条件忠诚）与”建设性爱国”（容许批评异议）；Smith 和 Kim 则跨国考察了民族自豪感的构成。本文沿用这一传统，但根据中国语境做了调整：用”爱国主义”统称国家优越感与对国家的无条件认同，用”反外”或”受害者叙事”标记另一组情感，”民族主义”则作为总括概念使用。

百年国耻与受害者叙事

在中国语境中，民族主义情感的核心要素是受害者身份与”百年国耻”。从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与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通商口岸与领土；甲午战败后日本殖民台湾直至二战结束；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把德国在华权益转交日本，激起举国愤怒。这一时期屈辱感的最佳象征，莫过于传说中上海某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作者特别考证指出，这个牌子在历史上从未真实存在（公园规则确实分别禁止华人与狗入内，但从未并列为一条），它之所以流传为都市传说，是因为一句话就道尽了许多人对百年国耻的全部感受。

1949 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领导人很快重新强调必须警惕外部势力恐吓、分裂和削弱中国的新企图。当代语境下，外国对中国贸易、安全、人权政策的批评都被定性为遏制中国崛起——1949 年之前做法的延续。这套受害者叙事通过教育体系与反复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代代相传。作者引用王贞（Zheng Wang）的研究指出，1990 年代初的教材改写中，爱国叙事取代了阶级斗争叙事，官方的”胜利者叙事”（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也被新的”受害者叙事”（把中国苦难归咎于”西方”）所取代。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政府还专门出版书籍，历数外国羞辱中国的数百次事件。

这些努力意在培育支持政府的民族情感，但民族主义也可能反噬政权——如果政府显得软弱或愿与外国妥协的话。中国研究因此常把民族主义描绘为双刃剑：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近几十年的反日反美抗议，都是民族主义触发民众抗议的例证。

数据：2014 年全国城市调查

研究数据来自 2014 年 9–12 月在中国实施的一项全国概率抽样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执行。抽样设计相当扎实：从 280 多个直辖市和地级市中按人均 GDP 分层，用按规模成比例概率（PPS）方法抽取 50 个城市；市内再以 PPS 抽取区，用 GPS 网格把抽中区域划成 30 分×30 分的方格并逐级下钻，最后用 Kish 表在户内选择 18–80 岁、居住满半年的受访者进行面对面访谈，共完成 4,128 个样本。

聚焦城市人口有两个理由：民族主义抗议和网络民族主义话语都集中在城市，既有涉华态度研究也多基于城市样本；且随着乡城迁移与城区扩张，城市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未在新疆和西藏进行。

与既有研究的比较也值得一提：Gries 等人用中美各 720 名大学生证明”爱国的中国人”与”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是不同群体；Andrew Chubb 调查了 1,413 名五城市居民，发现多数人透过国耻 lens 看待领土争端，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意愿。本文把分析扩展到城市人口整体，为结论的推广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测量：受害者和爱国者

调查用两组各三个问题测量两种民族主义（表 1）。

表 1：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数值为受访者百分比）

受害者叙事（Victims）指数的三题直接取材于百年国耻叙事：”除非中国实现现代化，否则外国就会企图剥削中国”；”中国近代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史就是祖国蒙受奇耻大辱、落后挨打的历史”；”‘百年国耻’不仅描述了中国的过去，而且描述了当今外国人是如何对待中国的”。爱国主义（Patriots）指数的三题是：”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好”；”别人批评中国时我感觉他们也批评我自己”；”即使可以选择任何国家我也更愿意做中国公民”。

两组问题的分布形态相似——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有某种程度的同意，受害者叙事题的”强烈同意”比例略高。但统计分析显示二者确属不同概念：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 0.46–0.62 和 0.48–0.59，而跨组相关系数只有 0.17–0.21；因子分析中两组问题在旋转后分别载荷于两个独立因子（载荷 0.63–0.78）。换言之，强烈的爱国者未必认为中国是列强受害者，认同受害者叙事的人也未必觉得中国比别国优越。

问卷设计上的一个细节值得记录：受害者问题的应答率（76.2%–80.6%）低于爱国问题（略高于 89%）。作者专门检验了这是否源于政治敏感性——问卷另有一处询问受访者”批评中央政府时是否感到不安”，结果发现无论不安与否，受访者在受害者问题上的应答率都相似（不安者甚至略高），说明低应答率来自问题措辞的难度而非拒答顾虑。

发现一：相似的来源，不同的逻辑

第一组模型分别以受害者叙事和爱国主义为因变量，考察四类解释因素。态度因素包括”对不稳定的恐惧”（认为多党制、多元社会组织、示威会威胁社会稳定）和”对权威的服从”（认为政府决定即使错误也应接受、领导人应像家长一样被服从）；物质因素包括生活满意度、相对收入水平、过去五年的收入改善感知与未来收入预期；信息因素包括是否上网获取新闻与政治知识水平；人口学控制包括性别、民族、教育、年龄世代与党员身份。

表 2：受害者叙事与爱国主义的回归模型（OLS 系数与标准误）

结果显示，两种民族主义的来源乍看相似、细看有别（表 2）：

发现二：对大国情感的有限影响

第二组模型把两种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考察它们与对美、日、俄、英四国”情感温度计”（0–100 分，100 最热情）的关系。这四国是当前大国、且在百年国耻叙事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表 3：对四大国情感的回归模型（OLS 系数与标准误）

结果（表 3）呈现出清晰的不对称：爱国主义符合预期——更爱国的人对美国、日本、英国的情感显著更冷淡（对俄无显著影响）；而受害者叙事的影响几乎只限于日本——受害者指数最高者对日本的情感温度比最低者低 9.1 分（22.1 对 32.2），差距近三成。即便如此，受害者得分最低的人群对日本的情感也远比对其他三国冷淡。官方媒体与教育体系惯于用百年国耻框架解读他国行为，但这个框架对日本以外大国的情感没有可辨识的影响。

其他发现包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美、英甚至日本的情感都显著更温和；年轻世代对美英更友好；较高收入与对美好感相关；区域虚拟变量只对对日情感有显著影响——华东、东南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等）的对日反感弱于其他地区，作者谨慎地指出这谈不上亲日，只是不那么反日而已。除日本外，区域因素对情感温度的解释力微乎其微，这一点本身就相当醒目。

“愤怒青年”迷思与结论

综合起来，数据挑战了两个流行判断。其一，中国年轻人比老一辈更民族主义——数据指向相反的结论：城市中国青年比长辈的民族主义程度更低。民族主义青年当然存在，但青年群体并不以民族主义著称。其二，民族主义情感必然制造对大国的敌意——爱国自豪确实影响对美英日的看法，但受害者叙事的作用范围出人意料地窄。作者同时提醒不要过度解读：认同受害者叙事的人仍然远多于不认同的人，城市居民不需要太多外力刺激，就会把他国行为解读为长期敌意模式的最新例证。

理论上，这项研究在全国尺度上证实了民族主义可以在分析上拆解为各有来源与后果的多个成分：以反外态度为标志的”民族主义”与以国家自豪和认同为内容的”民族主义”，并非同一主题的两种变奏，而是不同原因导致、不同后果跟随的不同概念。对观察中国的外国读者而言，推论很直接：不应假定爱国自豪会直接转化为对排外暴力或强硬外交的民意支持。

作者也指出了研究的边界与后续方向：情感温度计无法区分对外国人民、外国政府与其对华政策的态度差异；中美之外更多国家的比较有待展开；而更远处的议题是，假如政治体制发生变化，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后果又将如何——Mansfield 和 Snyder 的民主化战争理论为这个问题增添了额外的现实分量。

原文信息

文献来源： Woods, J. S., & Dickson, B. J. (2017). Victims and patriots: Disaggregating nationalism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4), 167–182.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6.1223100